语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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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军

2026, 25(5): 44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608.03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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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以来存在一个同音的限定副词，东汉以后逐渐用“纔”“才”来记录。“才”起始体用法春秋已见，东汉时从起始体发展出了近过去完成体，并在隋唐以来成为时间副词“才”的主要用法。唐代以来“才”的量小限定与近过去完成体用法二者融合，随着句法位置后移，进而在元明时期发展出了关联副词、语气副词用法。基于分的视角，近现代汉语中的“才”存在5种用法；基于合的视角，除了纯粹的时间副词，其它各类“才”共同的句法语义特征为：语义后指，存在量级结构，数量、情状或事件低于预期；语用上总体而言带有消极意味。处于低量级结构中表数量、情状等低于预期，处于高量级结构中表事件低于预期。对“才”各种功能的描写与分析，需要科学区分量级结构与主观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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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状貌化：古汉语状态词与拟声词的演变趋势

贺文翰

2026, 25(5): 462.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608.03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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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状貌词角度观察汉语的状态词与拟声词，古汉语的部分状貌词，如“仿佛”“悠然”“纷纷”，后代出现去状貌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句法独立性降低，词义综合性减弱，音义象似性湮灭。去状貌化的本质是表征模式的转变，即从描摹到描述。某些类型的状貌词相对易于去状貌化，故联绵式、状态词及高频使用等可视作去状貌化的条件；状貌词可演变为动词、形容词及副词，更难发生名词化，这是去状貌化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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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彝语假设复句双音节复合标记的属性——兼与汉语假设复句标记比较

戴庆厦鲁阿呷

2026, 25(5): 462.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608.03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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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语假设复句的关系标记类型丰富，除了单纯标记外，还有复合标记，特别是双音节复合标记有其显著特点，在汉藏语系语言中独具特色。文章以彝语圣乍话（本文简称“彝语”）为依据从三个方面分析假设标记的属性：从构词探讨双音节复合标记的组合方式及来源；从句群视角分析双音节复合标记的语法功能；从语用层面分析双音节复合标记的表达功能。研究认为：彝语的双音节复合标记重在表示语义、语用功能，还兼有句法功能；语义功能是能够增强句子的假设义；语用功能是附带言者的主观态度与感情色彩；句法功能是标示邻近小句之间的逻辑联系。还与汉语假设标记进行比较，认为彝语与汉语假设标记的构造类型和方式基本相同，但在句法位置、形成动因、结构类型和搭配模式上均存在差异；其原因是彝语假设标记的形成受语序因素制约，而汉语主要受双音节韵律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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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名词可数性问题再探

郝琦

2026, 25(5): 473.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606.03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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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探汉语名词可数性的编码机制及其本质属性。名词可数性应分为词汇语义层面的本体可数性和形态-句法层面的语法可数性。学界共识是汉语名词存在本体可数性的区分，但语法可数性的有无尚存争议，支持汉语编码语法可数性的假说有两种：结构对立说（光杆名词vs.量名短语）和量词类别说（可数量词vs.不可数量词）。本文基于汉语微观事实，采用归谬法对这两种假说进行证伪，指出汉语不存在语法可数性的编码，并进一步分析汉语名词本体可数性的外在表现。最后利用测量结构理论提出构想：强制性量词语言中名词无法发展出个体指称层面的语法可数性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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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程度到高认识可能性：高量程度副词的情态化——以湘方言“唔过”为例

姜礼立, 唐贤清,

2026, 25(5): 500.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608.03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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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方言“唔过”除作高量程度副词外，还可用作表示“高认识可能性”的情态词。“不超过/不通过”义的状中短语“唔过”在扩展机制与语用推理的驱动下，经历了“空间域>性质域”的隐喻投射，完成了从可能补语向高量程度副词的演化，并在劝诫、建议、辩解等语境中进一步语法化为表“高认识可能性”的情态词。“高程度>高认识可能性”的演变不仅为认识情态的来源提供了全新路径，还丰富了其词汇来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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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话“自家”敬称用法及其来源 ——基于《土话指南》及其平行语料的考察

郁孙豪陈嘉颖

2026, 25(5): 510.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608.03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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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话文献中有一种特殊的人称现象：反身代词“自家”作敬称，类似“您”。这种敬称形式未见于其他方言，学界目前几乎没有关注。其句法、语义性质显示：“自家”发展出敬称义与汉语反身代词“兼具反身词和代名词双重身份”这一特殊性质有关。并且由相关类型学研究可知，“自家”的这种用法在语用上合乎普遍规律，由于其代名词用法在语义上更无标记，预设更少内容，故而指称范围更广，具有更大的模糊性。在言语交际中，“自家”可用于回避直接指称对方，维护了对方的“消极面子”，因此契合了礼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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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闽变调的区域特征

曹栌文包智明

2026, 25(5): 520.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608.037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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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变调语法按照变调规则的形式结构可以分成三大类型：环境型、位置型、延伸型。普通话的变调是环境型，厦门话的变调是位置型，上海话的变调是延伸型,其他方言的变调语法呈现不同程度的差异。文章提出两个特征，\[引发\]和\[延伸\]，用于测量变调的引发和延伸程度，并对吴闽区域方言的变调语法进行量化研究。厦门话位置型变调的引发度和延伸度都是0，上海话延伸型变调的延伸度是1，而引发度是0。上海和厦门之间的八个方言中，变调的引发度和延伸度在0和1之间波动。延伸度和主导音节互动：厦门话是右主导，后字保持原调，前字都变调；上海话是左主导，前字保持原调并延伸至后字，取代原有的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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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典的重新审视：说“箪瓢屡空”

王云路

2026, 25(5): 533.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608.03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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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有名的句子：“回也其庶乎！屡空。”“屡空”何解？以往解释为“常常空匮”。古代大量文献用例证明“屡空”是贫困的意思。从语言学角度看，“屡空”就是“娄空”，为并列结构，就是空无、贫穷的意思。“屡空”源于《论语》，属于典故词。我们呼吁重视阅读原典，并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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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物” ——兼谈合文变单字问题

王挺斌

2026, 25(5): 543.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608.03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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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主流的看法，认为“物”是一个由合文变来的单字或形声字，本义为杂色牛。事实上，“物”是“勿”加注意符“牛”而造的一个分化字，真正的“物”字出现在秦汉时代，本指动物品类，然后泛指各种各样的事物（亦即万物）。甲骨文中的“物”与后世的“物”要区分开来。甲骨文中的“物”是“勿牛”合文。“物”本无“杂色牛”这一义项，《诗经·小雅·无羊》“三十维物”之“物”只是笼统指称牛羊毛色之多，并非指三十头“杂色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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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诲女知之乎”考辨* ——兼谈基于语法规律审视出土文献异文

曹亚北

2026, 25(5): 551.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608.03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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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诲女知之乎”章自古多存歧解，相关问题至今未有定论。文章结合《论语》用语用字习惯、古汉语语法规律和定州汉简、熹平石经等出土文献证据，论证“诲女知之乎”句当作“诲女知乎”，句义是“教导你什么是‘求知’了吗”。文章最后结合具体案例，分并存性异文、提示性异文和校勘性异文三类，略述基于语法规律审视出土文献异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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