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性成分在指称事件的短语中可以获得施事解读，在相应的复合词中却只能表达受事。现有文献对每个现象有孤立的分析，却从未将两者放在一起给以统一的解释。这个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构词理论要么坚持以核心成分移位造词（即句法造词说）、要么把构词和造句分割开来（词汇造词说）。解决方案包含两个基本元素：1）整合与优化构词理论。既然句法造词说同样需要让两个核心成分组合成新的核心成分，承认句法可以不借助核心移位而直接造词反倒可以最大程度地简化现有理论。2）确认句法在直接造词时所唯一可以依赖的允准条件，即题元准则。证据表明，满足题元准则的方式中需要包括题元合成。

本刊编辑部按 在《语言科学》创刊一周年之际，本刊曾推出《〈语言科学〉刊发论文的学术规范》一文。此后每年，为加强学风建设，保障学术自由，促进学术交流、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规范语言科学研究工作，《语言科学》都会重新发表《规范》的修订版，与学界同仁共勉。本文的撰述是《语言科学》编辑部为致力于语言学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的学术规范所做的一种尝试；也有增加本刊编辑过程的透明度，敬请广大读者与作者加强对本刊工作监督之意。学术规范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建设，希望我们大家共同遵守，共同推动语言学学术规范的建设。由于这方面的学术规范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本文尚存在不少问题，欢迎读者们提出进一步的建议。本文的撰写参阅了国际上一些有影响的刊物的规范与通行的标准，还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

本文设置四方面条件遴选了“测量、修理、制造”等400个现代汉语双音节并列式动词（用XY代表）作为研究对象，从XY的直接组成成分X或Y哪一个主导XY带宾语的能力这一角度考察X和Y是否对称，并对考察结果加以解释。针对400个XY中的每一个，我们分别标注了XY、X、Y三者所带宾语的语义角色和语义特征，然后基于标注结果比较XY在带宾语上是与X还是与Y更接近，由此探明X和Y中的哪一个对XY带宾语的能力发挥主导作用。考察结果表明：给定一个XY，它总是与X或Y中的某一个在带宾语的表现上更为趋同，这表明X和Y是不对称的，两者中的某一个主导着XY带宾语的能力。关于是X还是Y主导XY带宾语的能力，本文基于对400个XY进行标注所得结果的统计分析，归纳总结出了以下规律：当X和Y所带宾语的语义角色数量不同时，XY倾向于以宾语语义角色少的那个成分为主导语素。当X和Y所带宾语的语义角色数量和类型都相同时，XY选取哪个成分为主导语素与X和Y的词汇语义相似度密切相关。X和Y的词汇语义相似度越低，XY越倾向于以宾语带更少语义特征的那个成分为主导语素。我们从语义组合的角度对上述规律作了解释，并对不符合规律的情况给予了说明。

“意外范畴”包括反预期的情感事件与情感强烈的情感状态两个侧面，其中情感状态又可以分为情感倾向和情感波动两个维度，前者体现为积极、消极的对立，后者体现为激动、平静的对立。汉语中词语的“意外”既可以表达情感事件、也可以表达情感状态，而“惊讶”仅可以表达情感状态，后者的情感波动较前者更为强烈。此外，“意外但不惊”和“惊但不意外”的特殊语言结构体现了反预期的情感事件与情感强烈的情感状态之间的互动，不同层次预期可能导致的不同情感状态。

在明清闽南方言戏文中，存在一个多功能形式“年”。文章根据其语音及语法表现，确定其本字为“然”。“年（然）”除了继承古代汉语的性状/方式义语素、形容词附缀、比况助词等用法之外，在闽南方言中还发生了创新性演变，当其处于句末回指相邻前文时演变为表提示语气的句末语气词，当其处于动词与宾语之间时演变为完整体标记；另外，结果小句“是/做侢年”通过二次省缩演变为假设疑问语气词。

文章系统描写了锡伯语的谓词性领属结构（即“PR有PE”如何表达），其基本格式为“PR-t PE pi”。其中，领有者使用地点格标记-t（旁语），领有物是句中核心论元（主语），主动词/pi/是不及物的存在动词。整个结构呈现为“在PR处，PE存在”，属于处所型领属。文章进而分析了锡伯语中领属和存在及处所的相关性，尤其是领属和存在的句法同构。此同构或是因为“存在是领属之源”，该演变模式还得到了人类认知基础和世界语言证据的支持。

汉语的复数范畴根据群体特征可分为支点群（连类群）、特征群、列举群和情感群。通过真实语料库的频率统计，研究发现成都方言“些、们、伙”都不是纯粹的复数标记，而是一种属于立场表达的语用标记。成都土语的“们”标记支点群，是以某个人为支点将立场相同的人归类，表示人际的同盟性关系；晚近受共同语影响，功能才扩展到特征群和列举群。“些、伙”标记情感群，是对言者具有强烈情感影响的群体归类，以修饰作为语篇主题的属人名词为高频用法，凸显亲近特征，并有单数化倾向，表明其语用属性可突破复数性的限制。

普通名词作状语是有标记的，受到诸多限制。“名+动”状中结构音节组合以2+2式为韵律常态，1+1式不能产，2+1式很少，排斥1+2式。抽象名词作状语，是五四以来的新现象。这种因翻译而产生的欧化结构，多用于书面正式语体。“名+动”状中结构的音节组配是语体制约的结果。2+2式是汉语表达正式语体的韵律手段，作为正式语体的“名+动”状中结构以2+2式为主是匹配的。双音节抽象名词是非典型的名词，是有标记项，有标记的名词才有有标记的句法功能，单音节名词直接作状语受限。“名+动”状中结构1+2式几乎不存在。1+1式作为黏合二字组，是音步构词的产物。

蕴含\[+粗野、强悍\]义素的名词“蛮”构成的双音节主谓结构、偏正结构，北宋开始逐步词汇化为形容词；“蛮”则在元代语法化为包含程度量级的形容词。形容词“蛮”作状语，修饰性质形容词、能愿动词/心理动词以及表可重复动作行为的动词，在方言中分别语法化为程度副词、频率副词，或伴随着填补声韵调配合空白的音变。明末清初，程度副词“蛮”出现于中部方言，并向通语和周边方言扩散；频率副词“蛮”目前发现存在于汉中方言、黄冈方言，其语法化当始于明末清初。

“第九届海外中国语言学者论坛”将于2026年6月13日至20日在江苏徐州举行。论坛由江苏师范大学国家2011计划部省共建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江苏师范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和《语言科学》杂志社联合举办。秉持本论坛一贯的精神，会议旨在推进语言学国际前沿研究，加强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学术互动，促进中西部语言学学术交流。
海外中国语言学者论坛此前已成功举办8届。每届均特别邀请活跃在国际语言学各个领域的海外杰出中国语言学家参加会议，同时还将特邀国内语言学相关领域的学者与会。受邀的与会专家须提供会议论文1篇，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
本届论坛总召集人为江苏师范大学杨亦鸣教授，联系人为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于亮、刘俊飞博士。联系地址：江苏省徐州市和平路57号215信箱，联系电话：86—15852239915（于）；86—18761407566（刘），会议邮箱：oclf_xz@163.com。
（本刊记者）

古代韩国汉字音一般是指7世纪朝鲜半岛统一之前韩语里汉字的读音。文章基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所见固有名词标记与吏读、乡歌材料，考察了古代韩国汉字音章组和以母的表现。通过将其与不同阶段汉语上古音比较，推定古代韩国汉字音章组和以母可以分成前期和后期两个层次。前期层次的典型特征为章母读*k-，以母读*l-，与谐声系统相符。后期层次的典型特征为章母和以母均读*t-，与银雀山汉简反映的音系相近。以往研究发现，韩国汉字音保留了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汉语读音。文章进一步论证，古代韩国汉字音内部有不同层次的叠置。这说明了上古韩汉接触的复杂性和连续性。未来有必要对古代韩国汉字音声韵表现展开系统研究，进一步厘清其内部层次。

喀尔喀蒙古语中的自由选择结构由wh-疑问词与助词l和bol组成。形式语义分析表明，bol作为条件句标记引入可能性情态，而l充当排他焦点标记，对条件句前件中的替代选项逐一限制。此外，非完整事件体标记-dag和-na对可能情境进行全称量化，从而生成自由选择解读。各语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种能够表达普遍自由选择意义的结构。跨语言比较显示，对个体进行间接全称量化是生成自由选择意义的一种有效策略，与藏语让步系词结构的对比揭示了相似的机制。

今本《礼记·缁衣》第十一章“民情不贰”，郭店简、上博简《缁衣》与之对应的文字分别作“民青不”“民情不弋”，旧皆释读为“民情不忒”。文章通过对出土文献中“饰”“饬”的字词适配关系的全面细致梳理，指出其义可用“巾、糸、衣”“玉、金、贝”等意符适配，其音可用“食、弋、力、来”等声符适配，由此产生“、貣、糼、”等适配本字。据此，郭店简本“”应是“饰”字异体，《礼记》“贰”应为“貣”之讹，也是“饰”字异体，是掩饰、伪装之义。“情”旧皆理解为心志、心理一类意思，非是，应是情实、诚实一类意思，是“饰”的反面。“民情不饰”的意思是人民诚实而不伪装。古代统治者一直关注如何能使人民不掩饰、不隐匿实情，屡见古书记载。文章还根据研究“饰”“饬”字词适配关系所取得的新认识，对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一些相关字词做出重新释读。

文章首先将“事实上”的语篇环境分为转折和非转折两大类。其中，转折类包括完全转折和部分转折；非转折类涵盖因果、问答、例证、并列等多种不同的语义关系类型。其次，基于共时语法化视角，文章指出“事实上”经历了从名词性到副词性、从短语结构到话语标记的用法转变。在从表达转折关系到表达非转折关系的语义演变过程中，隐喻认知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文章深入分析了“事实上”的元话语性质和功能。其元话语性质表现为主观性、话题性和引导性，而元话语功能体现为互动性。

对于现代汉语句末助词“而已”的语义，文献里有梯级分析和排他分析两类处理意见。梯级分析（吕叔湘 1999等）将“而已”视为语气词，主要功能是把事情往小里说；而排他分析（Yip 2024等）则将“而已”视为同“只”语义相似的排他词，表达“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不同于已有研究，文章进一步剥离出［+排他，-梯级］和［-排他，+梯级］两种语境，发现“而已”的核心语义是梯级，不是排他。在特定语境下，“而已”可以允准非排他解读，但梯级性的缺失却会造成“而已”的不适宜。基于带有被遮挡图片的图文配对任务（covered box paradigm）的实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实验发现，普通话母语者对于“而已”非排他用法的接受度显著高于“只”和“只……而已”，而与无焦点的普通句无显著差异。可见，“而已”和典型排他词“只”语义并不相同，而“只……而已”也并非排他和谐现象（exclusive concord），它的语义来自于排他的“只”和梯级的“而已”的语义组合（semantic composition）。

文章通过两个脑电实验,分别考察了离合词合用与分用两种情况下的加工反应。实验结果显示，在孤立加工时，离合词同复合词、动宾短语诱发的脑电反应不具有显著差异；在加工离散状态下的离合词时，包含类离合词的句子诱发了更大波幅的N400成分，三类句子诱发的P600成分不具有显著差异。文章认为，在离合词的词汇知识中，存在离用与合用两种形态。在加工离合词句时，可以直接利用离散形式的结构知识进行加工。类离合词句的预期性低，但是仍可调用离合词的词汇知识，实现对结构的加工。实验结果表明，离散形式的生成与加工可能并不涉及复杂的句法推导过程，而是直接经过形式转喻，套用粘合式动宾结构的各类扩展模式。这使得句法加工过程更为便利。

侗台语终结义语素“完”“死”和量大义语素“多”均经过语义演变发展出高程度义，“完>最高程度义”经历了\[数量\]到\[程度\]的演变过程，“死>最高程度义”则经历了\[状态\]到\[程度\]的演变，二者是终结隐喻机制作用的结果。侗台语的“多”表示相对高程度义由量大义演变而来，属于增量隐喻。跨语言事实与认知加工模式表明，终结义语素比量大义语素更容易发展出高程度义功能，符合人类认知象似性规律。

传统语文学默认上古语气词具有文体和功能异质性，当代语言学默认其具有文体与功能同质性，因此构建出不同的语气词系统。但这两种观点都存在认识误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上古语气词系统的认识和功能研究。本研究首先接受传统语文学观点，按照语域将上古语气词划分为歌域语气词和言域语气词两个子系统，然后讨论两者在句法分布、功能、组合规律和历时演变等方面存在的明显或截然对立。同时，采用分层法研究歌域语气词的功能，采用句法分布三分法和语气结构法研究言域语气词的功能，进而得出两者的下位乃至更下位的子系统。

文章描写了莆仙方言方式助动词的语义和功能并探讨其语法化过程。主要观点是：方式助动词由“拿取”义动词“要”在邻接型连动式“NP+要+VP”中语法化而来，相同位置动词“留”的语法化以及早期戏文用例和用字情况可佐证。

广西东南一带粤语的三维量词形式十分丰富。桂东南粤语的量词格局是和壮侗语接触发生语法复制的结果，其中k^h量词来自于各地粤语直接对玉林粤语的量词“颗”的借用，而k量词的来源则是玉林粤语的“个”通过内部超音段变化而派生出了低调编码次大量级的形式。在k量词和“颗”/kh量词向其他各地的扩散过程中，因可选路径受认知系统制约，各地三维量词系统选择了大致相同的重排方式，最后又因删略调整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从清华简中新出现的辞例可知，将《尚书》中的“如台”解释为“奈何”的传统说法难以成立。“如台”作为一个惯用词组，由动词“如”和近指代词“台”组成，其语义与“若时”“如时”类似，大致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如此”。“如台”的句法功能主要是作谓语，在具体的语境中又可以表示肯定与疑问两种语气。

本研究立足历时构式语法理论，重新探讨“教”字句的消亡过程及原因。文章运用构式搭配分析法考察“教”字句在消亡阶段的频率变化特征。研究发现，其消亡过程不仅呈现出使用频率衰减，还伴随语义重心的调整与构式替换自由度的提升。这一演变受内外因素共同推动：既源于近义构式间的竞争压力，也与自身功能负荷提高及形义关联弱化密切相关。文章进一步指出，功能负荷有助于揭示形式与功能的动态平衡如何影响构式在语言系统中的存续与演变。

从在场范畴看，“V上一量_动量”与“V上这么/那么一量_动量”的功能差异反映了二者之间“非在场性”与“在场性”的对立。“V上一量_动量”仅陈述动作行为，既不要求听者对行为“V”的具体情形或状态保持特别关注，也不对交际双方的知识状态进行认知协调。“V上这么/那么一量_动量”则因指示代词“这么/那么”的嵌入，对动作的描述由单纯陈述“升级”为“演示性表达”。就在场性表达内部而言，“这么”与“那么”存在功能分野：“这么”可视为真实在场标记；“那么”可视为虚拟在场标记。

文章依据汉语自然口语对话语料，从截搭型合作共建和交叠型合作共建出发，对汉语的完句性问题进行了讨论。截搭型合作共建表明，不完整的语句可以传达完整的互动意义，其他言谈参与者对不完整话语的补全可以展示双方达成的互解状态。交叠型合作共建表明，其他言谈参与者可以提早介入他人不完整语句的产出过程中，并将其补全以展示自身的理解。这两种合作共建现象都是话语层面完句性达成的表现，并且受到对话进程中句法投射、互动行为投射以及多模态资源使用的影响。其中，句法投射是最基本的，但具有局部性，而互动行为投射则更具全局性。基于此，文章指出，至少在对话语层面完句性的讨论中，要考虑语境的重要作用，关注完整的互动过程和对话进程，综合地看待上述三种互动资源的共同作用。

东周文字中屡见所谓“隶”声系字用作“肆”的现象，但二者上古音并不相近。文章根据清华简中书为“”形的“”字异体及糅合“”旁与“隶”字形的“”字异体等关键字形指出，“”“”二字实际上是由“肆”字字内类化产生的不同异体。“”字的来源即此，西周金文中旧或释“”之字实非“”字。“”字是由“”字删简同形而来，“肆”的另一异体“”亦经历过删简同形，产生了书为“隶”字形的“肆”字异体。复核相关文例，东周文字中旧释“隶”及从“隶”之字皆是此类“肆”字异体，真正的“隶（逮）”字晚至秦文字中始见。

《玺汇》2558“弡”是一方战国时期的楚系印章，旧释“弡利”，应改释为“佢（巨）（粱）”，它与战国秦汉人名“巨梁”“渠梁”“渠良”等为同一词的不同写法。楚系资料中“利”多作“”形，罕作“”形；“”多用为“（粱）”。在看到“”时，应优先考虑其为“粱”的可能性，不宜径释作“利”。

甲骨文有字，其所在的卜辞均为军事卜辞，时代均较早。从字形来看，此字不是“米”字，其字形与凭借桥梁渡河有关，当考释作津梁的“梁”字，是会意字；从用法来看，“梁”字在卜辞中用作动词，应读作“爽”，训作“丧失”“减损”等意思，卜辞所谓“梁众”“梁人”就是丧失、减损众/人的意思，与卜辞常见的“丧众”“雉众”“雉人”等的意思相当。而时代较晚的字则待定，且不会影响字的结论。

现代汉语“难V”式存在费事义与效果义两种能产形式，二者在范畴识别、论元配位、等级性特征上高度平行，但在构件允准、句式变换及名词化形式上存有显著差异，呈现复杂的同形异构现象。文章基于构词理论的新近进展，提出句法构词的圈层效应，认为费事义与效果义“难V”均由轻形容词包装定类，因而具有形容词属性。二者的分化在于构词圈层不同：费事义“难V”在词根圈层构词，效果义“难V”在短语圈层构词。不同的圈层路径在认知包装上难度有别，继而触发系列句法-语义效应。

先秦以来存在一个同音的限定副词，东汉以后逐渐用“纔”“才”来记录。“才”起始体用法春秋已见，东汉时从起始体发展出了近过去完成体，并在隋唐以来成为时间副词“才”的主要用法。唐代以来“才”的量小限定与近过去完成体用法二者融合，随着句法位置后移，进而在元明时期发展出了关联副词、语气副词用法。基于分的视角，近现代汉语中的“才”存在5种用法；基于合的视角，除了纯粹的时间副词，其它各类“才”共同的句法语义特征为：语义后指，存在量级结构，数量、情状或事件低于预期；语用上总体而言带有消极意味。处于低量级结构中表数量、情状等低于预期，处于高量级结构中表事件低于预期。对“才”各种功能的描写与分析，需要科学区分量级结构与主观预期。

2026年4月19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顾问，原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唐作藩先生百岁寿诞祝寿会暨学术座谈会，在北京文津国际酒店隆重举行。海内外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祝寿仪式由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杨亦鸣教授主持。首先播放专题片《松龄初启期颐寿，鹤语常吟上古声——庆贺唐作藩先生百岁寿诞》。影片以珍贵的影像资料，再现了唐先生从湘水之滨负笈北上、于燕园潜心治学、直至桃李满天下的光辉历程。随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理事长山东大学张树铮教授、原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秘书长华中科技大学尉迟治平教授、乡亲代表湖南师范大学唐贤清教授和学生代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沈小喜教授先后致辞。接着，张树铮教授、唐贤清教授代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和唐作藩音韵学奖基金会向唐作藩先生敬献了松鹤木雕，上书“松龄初启期颐寿，鹤语常吟上古声”，表达了学界对唐作藩先生百岁华诞的衷心祝福；其后澳门语言学会黄翊教授、厦门大学叶玉英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陈宁副教授、台湾辅仁大学李添富教授、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沈小喜教授、厦门大学李无未教授等分别敬献贺礼。最后，唐作藩先生满怀深情地向与会嘉宾致答谢辞，并祝中国音韵学事业世代赓续、繁荣昌盛。
学术座谈会由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理事长张树铮教授主持。与会学者围绕唐先生的学术思想、音韵学前沿问题、方言演变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本次会议由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主办，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此次盛会既是对唐作藩先生百岁华诞的崇高致敬，也是中国音韵学界继往开来的重要契机。唐先生期颐之寿，如松柏之茂，其学术精神必将激励一代代学人薪火相传、砥砺前行！
（本刊记者）

本文重探汉语名词可数性的编码机制及其本质属性。名词可数性应分为词汇语义层面的本体可数性和形态-句法层面的语法可数性。学界共识是汉语名词存在本体可数性的区分，但语法可数性的有无尚存争议，支持汉语编码语法可数性的假说有两种：结构对立说（光杆名词vs.量名短语）和量词类别说（可数量词vs.不可数量词）。本文基于汉语微观事实，采用归谬法对这两种假说进行证伪，指出汉语不存在语法可数性的编码，并进一步分析汉语名词本体可数性的外在表现。最后利用测量结构理论提出构想：强制性量词语言中名词无法发展出个体指称层面的语法可数性范畴。

彝语假设复句的关系标记类型丰富，除了单纯标记外，还有复合标记，特别是双音节复合标记有其显著特点，在汉藏语系语言中独具特色。文章以彝语圣乍话（本文简称“彝语”）为依据从三个方面分析假设标记的属性：从构词探讨双音节复合标记的组合方式及来源；从句群视角分析双音节复合标记的语法功能；从语用层面分析双音节复合标记的表达功能。研究认为：彝语的双音节复合标记重在表示语义、语用功能，还兼有句法功能；语义功能是能够增强句子的假设义；语用功能是附带言者的主观态度与感情色彩；句法功能是标示邻近小句之间的逻辑联系。还与汉语假设标记进行比较，认为彝语与汉语假设标记的构造类型和方式基本相同，但在句法位置、形成动因、结构类型和搭配模式上均存在差异；其原因是彝语假设标记的形成受语序因素制约，而汉语主要受双音节韵律的制约。

本文从状貌词角度观察汉语的状态词与拟声词，古汉语的部分状貌词，如“仿佛”“悠然”“纷纷”，后代出现去状貌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句法独立性降低，词义综合性减弱，音义象似性湮灭。去状貌化的本质是表征模式的转变，即从描摹到描述。某些类型的状貌词相对易于去状貌化，故联绵式、状态词及高频使用等可视作去状貌化的条件；状貌词可演变为动词、形容词及副词，更难发生名词化，这是去状貌化的限制。

学术界主流的看法，认为“物”是一个由合文变来的单字或形声字，本义为杂色牛。事实上，“物”是“勿”加注意符“牛”而造的一个分化字，真正的“物”字出现在秦汉时代，本指动物品类，然后泛指各种各样的事物（亦即万物）。甲骨文中的“物”与后世的“物”要区分开来。甲骨文中的“物”是“勿牛”合文。“物”本无“杂色牛”这一义项，《诗经·小雅·无羊》“三十维物”之“物”只是笼统指称牛羊毛色之多，并非指三十头“杂色牛”。

《论语》“诲女知之乎”章自古多存歧解，相关问题至今未有定论。文章结合《论语》用语用字习惯、古汉语语法规律和定州汉简、熹平石经等出土文献证据，论证“诲女知之乎”句当作“诲女知乎”，句义是“教导你什么是‘求知’了吗”。文章最后结合具体案例，分并存性异文、提示性异文和校勘性异文三类，略述基于语法规律审视出土文献异文的重要性。

湘方言“唔过”除作高量程度副词外，还可用作表示“高认识可能性”的情态词。“不超过/不通过”义的状中短语“唔过”在扩展机制与语用推理的驱动下，经历了“空间域>性质域”的隐喻投射，完成了从可能补语向高量程度副词的演化，并在劝诫、建议、辩解等语境中进一步语法化为表“高认识可能性”的情态词。“高程度>高认识可能性”的演变不仅为认识情态的来源提供了全新路径，还丰富了其词汇来源类型。

近代上海话文献中有一种特殊的人称现象：反身代词“自家”作敬称，类似“您”。这种敬称形式未见于其他方言，学界目前几乎没有关注。其句法、语义性质显示：“自家”发展出敬称义与汉语反身代词“兼具反身词和代名词双重身份”这一特殊性质有关。并且由相关类型学研究可知，“自家”的这种用法在语用上合乎普遍规律，由于其代名词用法在语义上更无标记，预设更少内容，故而指称范围更广，具有更大的模糊性。在言语交际中，“自家”可用于回避直接指称对方，维护了对方的“消极面子”，因此契合了礼貌理论。

汉语变调语法按照变调规则的形式结构可以分成三大类型：环境型、位置型、延伸型。普通话的变调是环境型，厦门话的变调是位置型，上海话的变调是延伸型,其他方言的变调语法呈现不同程度的差异。文章提出两个特征，\[引发\]和\[延伸\]，用于测量变调的引发和延伸程度，并对吴闽区域方言的变调语法进行量化研究。厦门话位置型变调的引发度和延伸度都是0，上海话延伸型变调的延伸度是1，而引发度是0。上海和厦门之间的八个方言中，变调的引发度和延伸度在0和1之间波动。延伸度和主导音节互动：厦门话是右主导，后字保持原调，前字都变调；上海话是左主导，前字保持原调并延伸至后字，取代原有的声调。

《论语》中有名的句子：“回也其庶乎！屡空。”“屡空”何解？以往解释为“常常空匮”。古代大量文献用例证明“屡空”是贫困的意思。从语言学角度看，“屡空”就是“娄空”，为并列结构，就是空无、贫穷的意思。“屡空”源于《论语》，属于典故词。我们呼吁重视阅读原典，并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