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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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汉语的词类

沈家煊

2009, 8(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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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词类问题上我们面临两个困境。困境一，做到“词有定类”就“类无定职”，做到“类有定职”就“词无定类”。为摆脱这一困境，我们曾提出汉语跟其他语言一样，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符合普遍的“关联标记模式”，结论是所谓“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缺乏一一对应的关系”并不是汉语的特点，汉语的词类也能跟句法成分的功能挂上钩。困境二，满足“简约原则”就违背“扩展规约”，满足“扩展规约”就违背“简约原则”。为摆脱这一困境，我们提出汉语的词类系统中实词类属于“包含模式”，不同于印欧语的“分立模式”。汉语和印欧语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具体范畴投射到一个对应的抽象范畴，印欧语是“实现关系”，而汉语是“构成关系”，这就是“汉语缺乏形态”这一事实背后隐藏的认知上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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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科学岛言语社区调查

王玲徐大明

2009, 8(1):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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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讨论如何鉴定言语社区的问题。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界定一个言语社区的关键是考察出该言语社区内部一致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用合肥科学岛调查的结果证明言语社区的一致性。调查结果显示，言语社区的内部一致性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在宏观层次，合肥科学岛言语社区的一致性体现在语言态度和语言变体选用方面；在微观层次，一致性体现在对语言变项的评价和语言变式的选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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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语屈折词缀缺失探究

常辉1 李锡江2

2009, 8(1):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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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导致中介语屈折词缀缺失因素的探讨是对屈折词缀缺失与中介语语法损伤的后续研究，这一研究探讨为何二语习得者掌握了时态和一致句法知识但依然持续省略使用规则动词与不规则动词上的屈折词缀。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实验表明，中介语屈折词缀的缺失并非由于音系迁移或二语习得者没有掌握目标语词库中的屈折形态系统所致，而是由于二语习得者面临的语言信息处理困难或交流压力导致了他们音系式中深层抽象句法与表层形态系统的匹配出现问题所致。另外，母语和目标语屈折形态的丰富程度也会影响中介语屈折词缀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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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汉语声调的借贷原则

戴黎刚

2009, 8(1): 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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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在汉语方言内部，声调的借贷是以对应原则为基础的。文章通过历史层次分析法，讨论长沙话去声文白异读的原因，并结合益阳话去声变入的现象，证明了它们都是受邻近的西南官话调值影响而产生的。由此，文章认为，汉语声调的借贷也是以相似性原则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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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动词性组合的不对称性解析——缘何不能说“下厕所”与“上馆子”

杨子1 王雪明2

2009, 8(1): 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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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对“上”、“下”在一组动词性组合中应用的不对称性做出分析，说明“上厕所”与“下馆子”仅具有表层相似性，从深层结构来讲，前者为“动词+事物/事件宾语”，后者为“动词+处所宾语”；意义建构方式上前者为词语转喻，后者为言语行为转喻；动词语义上前者突显施为义，后者突显移动义。由此得出解释：“*下厕所”具有绝对不合法性，这源于该搭配中动词“上”、“下”对称义项的缺失，而“？上馆子”仅是标记性高的表达，且该标记性应归因于“馆子”与相应“上”义项间的语用不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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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嫁娶难题”的质疑

祝东平

2009, 8(1):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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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嫁娶难题”的产生原因，并不是主宾语在提取上的不对称，而是从句中动词前的情态助词“可以”、“肯”语义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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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

张振羽

2009, 8(1): 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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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副词“尤其”是由副词“尤”与指代词“其”通过跨层连用词汇化而成的，它是句法位置、韵律规则、词汇双音化、使用频率以及认知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尤其”萌芽于唐五代，形成于宋元，完全成熟于清代。受共同因素的影响，在近代汉语中产生了一批副词词尾，如“~乎（几乎、似乎）”、“~自”、“~复”等，它们有着与“其”类似的虚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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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兼论“以V”的词汇化、共性与个性

刘红妮

2009, 8(1): 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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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作为连词较少受到关注，它是经由表目的的连词“以”和动词“期”的非句法结构词汇化而来。由于语义、句法和韵律等因素的影响，“以”发生附缀化，黏附于其后动词“期”成为前附缀；而“期”的语素义和后面成分语义重合，发生非范畴化。在强化机制的作用下，“以期”最终融合成为一个新的目的连词。大多数“以V”类连词都经历了类似的演变，只是因为“V”语素义的不同，使得这一类词内部具体属性有所不同。另有特殊的一类有不同的演变。附缀化、语素义、非范畴化及强化的互动、影响在词汇化研究中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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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确山方言中“给”的语法化机制考察

刘春卉

2009, 8(1): 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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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确山方言中的“给”可以兼作动词、介词与连词，其语法功能比普通话复杂得多。“给”先是在动词“给予”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为、替、帮”义，后来随着“受益”意味的逐步弱化，它又开始引介动作的接收者、协同者以及比较对象或关系对方，表示“向”、“对”、“跟”，而当两对象之间的主从关系不明显或无关紧要时，“给”进一步向连词发展。“给”的语法化过程跟古汉语中的“与”具有较大一致性。另外，确山方言“给”的语法功能与常德方言的“跟”大致相同，但二者的语法化过程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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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中的“时量·不·V”结构

程亚恒

2009, 8(1): 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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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时量·不·V”结构中的时量成分，依语义指向不同可以分为单向前指时量、单向后指时量和双向兼指时量；从语义特征角度看，它可以是持续或经历的时长；结构中的V既可以是一个有量动词，也可以是一个无量动词。变换分析的结果表明，当V是有量动词且时量成分为单向后指或双向兼指时量时，古汉语中的“时量·不·V”结构可以变换为“不·V·时量”结构。古汉语“时量·不·V”结构中的时量成分兼具离散性和紧附性特点。单向前指时量成分的客观存在说明向心结构理论不符合古汉语状中结构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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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馎饦、饽饦儿、圪饦儿”

黑维强

2009, 8(1): 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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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馎饦”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敦煌文献里使用比较频繁。今西北地区方言有“饽饦儿”、“圪饦儿”、“麻食（子）”，它们都源于“馎饦”。从“馎饦”的用字情况及出现时代考察，它可能为外来词，但是“馎饦”这种面食并非来自外来民族。“馎饦”在不同时期加工制作上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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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释词四则

苏芃

2009, 8(1): 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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