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原本是非句法结构，“算”和“了”彼此之间不构成直接的句法关系。随着“算”词义的不断虚化，从“行”域到“知”域，加之常用于反问句中，非句法结构的“算了”开始表示“不算了”，从而词汇化为一个凝固的抽象义动词表示“作罢”之义，白话的“算了”逐渐替代文言的“罢了”。成词的“算了”发生语法化，进入到“言”域，成为语气助词，产生情态功能，并进一步语法化而产生话语标记功能。文章最后从现代汉语共时平面进行探讨，指出研究类似演变要注意的共性问题。

  基于对国外语法化研究新进展的初步了解以及汉语语法化研究现状的粗浅观察，本文认为，在当前和未来的汉语语法化研究中下述四个课题需要着力研究：结构式语法化的研究、语法化模式的研究、话语标记语法化的研究以及与语法化相关的语义演变研究。  

  近几年来，生物语言学再度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文章主要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生物语言学复兴的动因，二是语言学研究人员在生物语言学背景下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生物语言学的复兴得益于语言学、生物学等领域的新发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FOXP2基因的发现。FOXP2并非语言所独有的基因。研究表明，FOXP2基因的相关研究可以通过对其他物种如老鼠、鸟类、蝙蝠等的实验来进行。出于伦理道德的考虑，部分研究无法通过对人类的实验而得以完成。2）比较心理学视角的转换。早期的比较认知研究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方法，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认知的要素可能为其他物种所共享，因而要求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这与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3）生物学领域的新综合与扩展。这一因素要求生物学研究走多元化、内在化、结构化的路子，而内在主义则与乔姆斯基语言学所奉行的反行为主义不谋而合。4）对与语言相关的交叉学科中心问题的认识。该问题在神经语言学领域尤为显著，即交叉学科相对于单一学科而言缺少一个共同的表征层面。5）理论语言学中最简方案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正是最简思想的出现才使得语言学与认知科学和生物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紧密关联。在生物语言学的背景下，对语言学研究人员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所谓的机遇就是最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因为目前相当一部分打着最简思想旗号的研究人员仍然纠结于个别语言的描写以及语言间差异的解释，而并没有真正关注使得人类语言发展成为可能的那些普遍属性，因此语言学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语言学研究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是否具有开放的思想，是否能够走多元化的路子。不同的理论假设并不互相排斥，相反，基于不同理论的语言研究有助于探索人类语言器官的复杂性。

模因论是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模因仿照基因而得名，它指一些思想或观念通过人类文化加以散播，并一代一代地相传下来。模因实际上指文化基因，它靠模仿传播而生存，语言是它的载体之一。模因有利于语言的发展，而模因本身也靠语言得以复制和传播。从模因论的角度看，语言模因揭示了话语流传和语言传播的规律。自然语言中的模因是从三个方面体现的：教育和知识传授、语言本身的运用和通过信息的交际和交流。本文认为，语言模因信息的复制和传播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内容不变但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复制，或者形式不改却以不同的内容加以扩展。前者称为模因的基因型，后者则为模因的表现型。文章接着分析了语言模因对翻译研究、文化研究以及语言教学的影响，最后用实例说明模因在这些方面的实际意义，并指出语言模因将有助于促进语言的进化和发展。

广州话溪母字有[h]、[f]、[k‘]、[j]、[w]等多种读音形式。目前关于溪母字音变的解释均将[k‘]作为最早形式，[h]、[f]、[j]、[w]作为[k‘]之后的音变形式。文章根据[h]在广州话及粤语白读中分布的普遍性及溪母读擦音在客赣粤平方言中的大面积分布，推断\[h\]为粤语固有的一个早期层次，它是早期壮侗语和汉语接触后遗留下的底层，[k‘]为宋代由中原移民带入的一个较晚的文读层次。[f]是以[-u]为条件从[h]中分化出来的，\[j\]和\[w\]则是受同韵摄主元音影响“类化”产生的例外读音。

树库是一种记录每个句子句法分析结果的标注语料库。文章介绍的是美国宾州大学构建的中文树库（CTB）。描写句子的谓词论元结构是CTB标注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它在句法标注中刻意强调的是以下三个抽象的语法关系：中心语补足语关系、中心语附加语关系和并列关系。在CTB中每个短语节点所支配的括号对或子树只表示上述的一种语法关系。此外，CTB在语法体系上也有很多特点，文章仅选取补足语、汉语的标句词“的（DEC）”以及遵循语杠理论的词性标注准则等三个汉语语法问题来进行讨论。如果我们同意句子的谓词论元结构描写是树库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上述三个问题不仅同这个目标紧密关联，而且将影响到基于树库的自动词性标注和句法分析系统的性能及其后续应用的结果。

《新著国语文法》不仅是一部现代汉语语法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著作，而且也是唯一一部经过了语言教学和自然语言计算机处理的检验和考验的著作，但是这样一部借鉴了西方传统语法并充分结合汉语实际、充分照顾形式和意义两方面的著作，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却一再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黎派语法，以为只是一部不值一读的模仿之作。但是1990年电子工业部研制的汉英机译系统在分析书面汉语方面获得的初步成功，证明了黎派语法是基本符合汉语实际的，过去对《新著国语文法》的批判是不公正的，因此对黎先生及其语法著作都有必要进行实事求是、公正公允的再认识和再评价。

社区词是社会区域词的简称，它和文言词、方言词、外来词一起，构成现代汉语词汇一般词语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来源。社区词不是方言词。香港社区词反映香港社会多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特征，以及香港人使用词语的心理因素。香港社区词仍以通用语素作为构词语素，因而有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的资格。本文主要从香港社区词的社会来源、构词特点以及在报刊的出现频率等几个方面，来考察这类词的特点，并提出香港社区词的广义、狭义之分，以及如何划分香港社区词和香港流通的方言词、外来词的界限问题。

文章介绍作者十余年来理论研究与汉语实践结合的切身体会，认为没有形式语言学理论的帮助，不仅很难或无法解决汉语的韵律问题，甚至根本就无法发现汉语的韵律问题。文章在综述以前韵律构词、韵律句法、历史句法以及现代汉语书面韵律语法研究的同时，提出韵律不仅具有功能性成分（functional category）的“促变”及“融变”等句法作用，而且兼具结构性的表意功能（prosodic connotation）。

本文运用比较法和考察语义背景法探讨了“已经”和“曾经”的语法意义，得出的结论是：1、“已经”强调句子所说的事情、情况在说话之前，或在某个行为动作之前，或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之前就成为事实了，其影响与效应具有延续性和有效性。2、“曾经”强调句中所说的事情或情况是以往的一种经历，其影响与效应具有非延续性和非有效性。

本文旨在从句法音系接面的角度、根据大规模语料库的统计材料论证类词缀是现代汉语的一个独立的、重要的单位类别。作者发现，与词根相比，类词缀与词缀、助字一样具有单向高搭配性、结构类型个别化和类化作用的特点，意义也较词根明显泛化。与词缀、助字相比，类词缀主要与双音词和多音节类词相配，而词缀只能与单音字和部分双音词相配，助字则是自由地与包括自由短语在内的所有单位层级相配。另外，类词缀新生类推潜能极强，可根据接收向周遍性组配规则大量新创语义透明的类词字组，与词缀明显不同。

一个语言信号的物理性质表现形式是无限多的。归一化的主要目的是消减人际随机差异，提取恒定参数，在语际变异中找到共性，从而使得人际比较和语际比较的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比较六种归一化方法，以及各种选点﹑定频域的方法，引入了判断方法好坏的标准指数和离散系数。结果表明对数zscore (LZ) 方法最好，与此相应的频域定义以均值和标准差为好，用以归一化的采样点以选用语音目标处的时点为佳。

  成语是汉语里一类特殊的词汇单位。但其集合内部成员的词汇性质存在着词汇化程度的差异。本文从意义和结构两方面着眼，将现代汉语成语依照词汇化程度划分为五类：类语成语、隐喻成语、弱语义成语、弱语法成语和完全词汇化成语。文章还对成语词汇化的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成语的来源、韵律及类推作用可能是造成成语词汇化程度差异的主要致因。

  文章讨论非宾格假定与汉语动词的题元结构，指出：不仅单元述词与双元述词可以分为非作格、非宾格两类，同样的分类也适用于三元述词和与其相关的句法结构。依此看法，汉语的两种双宾结构（给予类和抢偷类）分属于非宾格与非作格系列的三元述词结构：前者选择一个宾语两个主语（一大一小），后者选择一个主语两个宾语（一内一外）。汉语的若干特殊句式（如“保留宾语”句式、“外宾语”句式与所谓的“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句式）都可以在适当的句法分析下各得其所。

文章讨论了现代汉语否定词“不”的句法地位，认为“不”拥有独立的否定投射，并担当否定功能投射的中心语，而不是动词短语嫁接语，也不是动词附缀。有关“不”的两个现象，一是通过否定词中心语移位所产生的末尾否定词问句，二是汉语中否定词和情态动词的结合方式，都证明了“不”否定中心语的地位；文章还重新讨论了先前研究中借以佐证“不”为动词短语嫁接语的论据和论证方法，认为它们不足以证明“不”为嫁接语。

在汉语词类问题上我们面临两个困境。困境一，做到“词有定类”就“类无定职”，做到“类有定职”就“词无定类”。为摆脱这一困境，我们曾提出汉语跟其他语言一样，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符合普遍的“关联标记模式”，结论是所谓“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缺乏一一对应的关系”并不是汉语的特点，汉语的词类也能跟句法成分的功能挂上钩。困境二，满足“简约原则”就违背“扩展规约”，满足“扩展规约”就违背“简约原则”。为摆脱这一困境，我们提出汉语的词类系统中实词类属于“包含模式”，不同于印欧语的“分立模式”。汉语和印欧语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具体范畴投射到一个对应的抽象范畴，印欧语是“实现关系”，而汉语是“构成关系”，这就是“汉语缺乏形态”这一事实背后隐藏的认知上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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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中存在量词直接与名词组合而成的“量名”结构。文章采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探讨汉语方言“量名”结构出现的句法位置和指称性质，揭示差异背后的蕴含共性，并对此进行初步解释。

  文章采用古今南北综合比较的研究方法，考察汉语普通话及41个方言点之间相对应的义位“吃”在聚合、组合方面的共时差异和历史演变。1）“喫”在东汉时的汉译佛经中就已出现，至少在晚唐五代“吃”语义场基本上完成了“食”与“喫”的更替。不同方言相对应的词位区域分布特征可以看作北方官话、近江方言、远江方言在类型特征上的表现，同时反映了源流特征和地域特征。2）普通话和方言相对应的义位“吃”在组合关系上存在着差异，这与古代共同语的传承、汉民族义位“吃”义域范畴扩展、不同方言自身整合特点有关。

文章基于8.22小时自然口语语料，考察了“那”及“那个”的4种话语标记用法。通过对“那”和“那个”在口语中的音韵特征、出现位置、互动功能的分析，发现人们在日常会话中通过频繁运用“那”和“那个”作为话语标记成分，可以成功实现话语使用者之间的互为主体的关系，促进人际间的话语和社会互动。文章通过比较还发现电话交谈比面谈时更多使用话语标记“那（个）”，用以提示话题和维持话语进程。

汉语方言语音史的研究近年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以吴语为例，具体说明汉语方音史研究应该注意的若干理论与方法。文章认为，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语言层次、词汇扩散和语言类型学。词汇扩散强调音变的基本单位是词汇，层次理论涉及内部演化和外部接触等不同的演变方式。文白异读只是个相对的概念，白读音是口语音，但文读音既可以是读书音，也可以是口语音，它和音变单位、音变方式均有密切关系。类型学的历时蕴含理论为方言语音史提供了科学的视角和演绎的方法。比较方法、结构分析法分别强调从共时平面的地理分布和音类分布获取历史演变的信息，文献考证法则为共时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

  由于汉语有相对丰富的时态标记，而缺乏显性的时制标记，很多学者在对汉语句子中的时间进行诠释时，往往将时态或体作为依据。从汉语句子能否成句这个问题着手，文章的考察表明，汉语的场景体中有无“定点”对句子的成句性有决定意义。含缺少“定点”的场景体，必须要借助其他功能成分方能成句。含有“定点”的场景体的句子，其定点必须在句中明确表示出来，才能成句，否则亦需要借助其他功能成分方能成句。文章将所罗列的现象归纳为句子的固有成分，并探讨如何将这一系列的句法固有成分统一分析为‘指涉’这一语法功能，即时空上的参照点。一个句子为何要有这样的参照成分？自然语言的名词通过功能化以后，用来指涉实体，那么句子就是动词及其论元通过功能化以后，用来指涉事件或状态。时制通过时空上的参照点来调节和确定说话时间和事件时间的顺序，从而将某个场景（事件或状态）在时空中定位，使说话者可指涉该事件或状态，所以文章尤其关注对句子中参照点的确认，尝试如何确定其在时空定点上的功能。通过演绎，文章证明这些成分都与建立在时空上的参照点并与指涉事件有关，从而推断汉语的句子中具有时制中心语，它支配句子的构建。

广州话口语土俗词“埋”[HT7”][HT5，5”SS]mai，有靠近（埋站）、聚拢（埋堆：指物聚拢一堆）、完毕（做埋）等含义，既可作动词，也可作动词词尾和形容词乃至介词。根据对粤、客家、闽等方言同源词的考察及以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可以认定：广州话中表示“靠近、聚拢、完毕”义的“埋”，仅仅是同音替代字，其本字是来自明母戈韵的表“迫近”义的“摩”。这个字分别读\[ai\]\[uoi\]\[ua\]\[oi\]等韵母是粤、闽、客等方言上古歌部字读音在现代方言中白读层的遗存。以此为基础，还可以考证西南官话中一些韵母为\[ai\]的土俗词的语源。

汉语与印欧语的关系，无论是同源关系，还是接触关系，一直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界所关注。19世纪到20世纪初在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对考证古代汉语和印欧语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由于吐火罗文的年代太晚，现存资料无法直接证明汉藏语和印欧语存在发生学关系。但是汉语中的吐火罗族称、地名等残留词，以及吐火罗语中的汉语借源词，为汉语和印欧语在上古时期有过紧密接触提供了确凿证据，也为进一步思考与探寻远古东亚语言和原始高加索语的亲缘关系提供了一定参考。

  本文认为语用的动态是相对的。它既有动态多样性的一面，也有静态规律性的一面，因此既可进行动态分析，也可进行静态分析。汉语的主题和述题的语序规则是主题在述题之前，这是常规的、静态的；但是具体句子中的主题既有在述题之前的，也有在述题之后的，这是动态的。句类是从具体的、动态的句子所具有的表达用途方面抽象出来的类别，所以是静态的；但是句类的具体应用或对具体句类的具体分析是动态的。常规焦点是脱离语境的、从动态的具体句子中抽象出来的静态焦点；对比焦点是语境句中与现实相联系的具体句子的动态焦点，它体现着焦点的变化性和多样性。在指称问题上，从静态角度观察，人称代词、专有名词、“这／那＋（量词）＋名词”是有定的，“数词＋（量词）＋名词”、“一＋（量词）＋名词”、“量词＋名词”是无定的；但是在特定语境中，静态的有定性或无定性词语在动态的句子里并非固定不变，确定汉语中一个词语所表现的指称成分在具体句子里是有定的还是无定的，决定因素是要看语境。

文章从构式语法的角度探讨现代汉语口语中的构式“小OV着”，认为它是“舒适生活状态的主观呈现”，核心要素为“状态”和“主观呈现”。构式义的浮现源于人脑中产生的意象图式，以及构式构件的特征。“小OV着”具有背景性和理据性，表达评价义，其成因可以从现代汉语平面推知，并区别于类似构式。

现代汉语方言中“个”分别具有个体量词、种类量词、定指、称代、程度、方式、话题标记、定冠词、修饰语标记（定语/状语）、领属语标记、名词标记、语气词、补语标记等多种用法。文章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历史材料的考察及方言佐证，描绘出了“个”的语义演变图式，这可以为后续的方言比较分析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考。

论文主要通过梳理和讨论前人对汉语外来词的术语使用、创制范式、规范问题、词源考证及其对汉语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已有研究显示“汉语外来词”这一术语在实际使用中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学者应尊重语言使用事实，以避免术语混乱；汉语语言和书写系统本身的特点和封闭性使其具有先天的意译倾向，对已经创制的音译词也具有强大的改造功能；对于当代汉语外来词的规范问题，应灵活掌握前人提出的原则并有创造性补充；外来词的词源考证有助于了解中外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也可为现在和将来的国际交往及外来词创制提供有益的借鉴；外来词的引进不仅扩大了汉语词汇的数量，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也对汉语的语义、构词和语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本文讨论北京话的轻声与其韵律变量的语法功能，认为北京话的轻声是一种现行语音变化的现象，其轻化度的表现不一。这种轻度不同的表现，是该语言多重层面和多种因素（如韵素、音节与声调，韵律与形态，构词与语法、词汇意义与功能意义）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文章认为，从韵律语法的角度看轻声，可以加深我们对北京话轻声语法功能的理解和认识。

研究汉语句法，当采何种观点，一直为关键之问题。自马建忠以来，因深受欧语语法之影响，于汉语句子之结构及词汇之分类，率皆因循欧式语法之成规以为说。遂致牵强附会，随处可见，去汉语句法之真精神甚远。明远之士，早有所悟。王力先生曾有“注重汉语特点”之说，吕叔湘先生更有“摆脱印欧语眼光”之说，卓识灼见，足启后学。然何为“特点”？如何“摆脱”？则未见有详为说明者。赵元任先生更早见及此，虽未明言，但六十年前即从此一角度分析汉语；首见于其《国语入门》，终集大成于其《中国话的文法》。所分析者虽为现代汉语，然其所据之原则，似亦皆适用于古文之分析。此等原则为何？惜乎先生虽用之而未作详细之说明与完备之列举，而分析实例时，亦时有当守而未守者。因此我曾试图将之归纳为八条句式特色（薛凤生2000）。本文试图说明此等特色之成因，增举例证以实其说。其中或有与赵先生说法相抵牾者，然实则皆由其基本观点衍生而出，即他给“句子”所下之新定义，以及他所提出的“主谓关系”之新定义。如此分析，目的有二：一为妥善解读先秦古籍，次为在认定汉语例句之真实结构以后，“才能实现西方的语言理论与汉语研究的结合”（吕叔湘1977）。

构式语块分析法是一种新的句法语义分析方法。文章探讨了这一分析法的基本理论框架，并以英汉存在句为主要例子讨论了该分析法的以下问题：1）主要观点：构式是一条语块链；2）主要研究问题：探讨人类语言句子层面的构式“是什么样”以及“为什么是这样”；3）用于分析具体构式的方法论：从构式义到语块链的分析路径；4）“五层面四路径”的语法模型。文章分析10种语言里的存在句的共性，并以此为例说明人类语言句子构式的共性和个性主要体现在语块链的同异。文章认为，构式语块分析法可以为某些句法现象提供有效的分析方法，为进一步认识语法机制和语言共性补充一种新的认知功能视角。

本文从多个角度探讨语法规律的性质。从表面上看，语法规律常常有例外，而实际上这些被看作“例外”的现象是属于不同类型的。对它们的正确认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语法规律到底是什么，而且可以启发我们成功地找到语言现象背后的严格规律。本文讨论的范围包括语法规律的使用范围、语言的层次差异、统计性语法规律、语法规律的历史层次、结构赋义和词汇标记之间的相互作用等。

中国古代的虚词研究有其不可抹煞的成绩，但是它始终只是训诂学、辞章学的附庸，没有进入语法学的范畴。《经传释词》虽是古代虚词研究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却也不免给训诂式的虚词研究开了失误的先河。《马氏文通》能从语法系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某些论述比现在许多语法论著还要高明，但是《文通》是一部泛时的语法著作，缺乏明确的历史发展观点，难免带来某些不足或失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古汉语虚词专著仍不免杂有传统训诂的影响，但已有某些论文开始把虚词的历时的追本溯源和共时的系统分析结合起来，既关注每个虚词的历史变化，又重视各个时期虚词系统的发展，预示了虚词研究又一个新阶段的到来。

文章以现代汉语叹词为考察对象，遵循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相结合的研究原则，对叹词的语法、语义属性和句法表现重新进行描写。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汉语的叹词的词类地位进行定位：叹词是动词中的一类，可以叫做声音动词。

文章以有意义的双字组词语为语音材料，以音高和时长两个因素为变量，通过辨认实验和区分实验考察汉语普通话阴平调和上声调的听感分界，讨论听感分界的影响因素。实验结果初步表明，在双音节中处于前后字不同位置时，听感界限存在明显差异；时长因素对目标字位置位于后字的听感边界位置具有影响。

文章对汉语方言持续体标记进行比较，归纳其类型差异。以此为基础，将比较视野扩及壮侗语，论证东南汉语方言持续体标记对内一致性和对外排他性的独特面貌的形成，是早期语言竞争过程中，百越语“底层”在东南部汉语方言中的一种残存的表现。

在现代汉语口语对话中，经常听到“你看你”、“看你”、 “你瞧你”、“瞧你”这些说法，它们具有话语标记功能，其语用意义可以概括为“提示对方注意自己言语或行为的不当之处”。这类话语标记的演变是一个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的过程。

文章指出在众多的联绵词产生和形成学说中，唯清代大学者王念孙提出的联绵词“天籁”说准确刻画了联绵词的起源性质。具体论证上以扬雄《方言》联绵词为例说明汉语并非自古就是单音节词语言，然后用抑扬格词模式演化定律以及达让语案例阐述了多音节词演化为单音节词的演变机制。文章认为甲金文之前的汉语经历了这样的演化过程，多音节的联绵词就是这个演化过程的遗存。

在有话题标记的语言里，当表判断义的肯定式名词谓语句出现话题标记时，系词的使用可能不是强制性的。话题标记在判断义肯定式名词谓语句中具有替代系词的功能，这与话题标记联系和切分两个相邻语言单位，并标明语言单位的话题、述题身份的功能有关。话题标记替代系词的现象多发生于话题优先型语言。

第一方言为某些南方方言（如广东话）的人，在学习英语和普通话里的/l/和/n/这一对音时往往感觉两者比较难以区分。由于短期听觉强化训练对这两个音正确识别率的提高有限，文章意在探讨视觉信息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以往对于视觉信息与语言感知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可观察到的发音特征（如发音位置）在语言感知中的作用，而对于发音方式的视觉信息差异则关注较少，且主要集中在/r/和/l/这一对音上。/l/与/n/同属齿龈音，有相近的发音位置，虽然理论上认为这两者的发音过程中应该没有视觉上的差异，但通过研究本族语为美式英语的人的发音录像，发现这两个音其实存在较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舌尖的位置上。最后，文章测试了这一视觉信息在英语/l/与/n/辨识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这一较明显的视觉信息确实能够帮助提高这对英语辅音的正确感知率，但是这种辅助作用表现得并不均衡。

状态形容词是形容词家族中最重要的非典型成员。以前对形容词的研究大都是以其典型成员——性质形容词为主，对状态形容词基本上只是一些零星的论及，缺乏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文章以形容词的所有成员为背景，给出状态形容词的界定标准，考察其语法特征，以期丰富和深化对汉语形容词的语法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