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缺乏丰富的形态句法标记，汉语指称化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和挑战性的研究问题。面对此种情况，文章遵循生成类型学的研究思路，通过提供一个基于语义功能的多语言兼容的句法框架，将印欧语系语言中由显性标记启发得到的见解融合到了对汉语指称化现象的分析中。而由此得到的汉语指称化现象分类，也进一步在《人民日报》的1300句语料中得到了广泛的考察和实践。基于此，文章对汉语中不同形式的谓词性成分指称化的作用机制、它们之间句法语义性质的联系和差异、以及指称化的作用范围等问题做出了回答。同时，对指称化现象的研究也进一步加深了对词类、论元结构等相关概念的理解。

鹤壁方言相当于普通话助词“了”的成分有三个：“咾\[·l u\]”“勒\[·l  \]”“啦\[·l Ａ \]”，“咾”表示“动作完结或结果达成”“时间标记”和“条件标记”三种语法意义；“勒”表示“动作过程或变化过程已经完成”和“动作完成且状态持续”两种语法意义；“啦”表示“事件完成”“新情况已经实现”和主观语气三种意义。其中，“咾”“勒”的用法合起来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了₁”，“啦”的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了₂”。文章描写分析鹤壁方言“咾”“勒”“啦”的句法表现，并与河南、山西、河北等地的相应成分作比较，总结归纳不同方言间相应成分的分合类型和不同步发展的历史联系。

在这个访谈中，乔姆斯基强调，虽然像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系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它们离对语言的理解和认知还相差甚远。真正的语言理解需要对语言内部结构的把握，而这正是人工智能模型所缺乏的。他指出，人类与生俱来就拥有一种普遍语法，这是一种使语言习得成为可能的先天认知结构，并建议人工智能也可以从类似的基础结构中获益。乔姆斯基对“语言决定思维”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我们与生俱来的认知结构很可能同时影响语言和感知。乔姆斯基还探讨了人类思维的本质及其给研究带来的挑战。他将语言、音乐、算术和其他认知领域并举，认为它们可能具有共同的基本结构。他提出，普遍语法这一核心认知结构很可能与现代人类同时出现，较为稳定，而语言本身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他还强调了计算效率原则对理解语言进化和变化的重要意义。总之，虽然ChatGPT和人工智能系统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乔姆斯基更强调语言和认知的极度复杂性，推进着科技探索和进步的边界。

学界对甘青汉语“说”类标记的功能一直存在争议。文章以甘青汉语临夏方言为考察对象，提出句末的“说”具有引语标记和传闻示证标记两种功能，二者在标记的句型、共现的动词类型、对句子是否有语义贡献、以及信息来源是否明确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认为，引语标记“说₁”处于小句标句词短语的核心（C⁰），而传闻示证标记“说2”处于更高的句法位置，即示证短语的核心（Evidential⁰）。临夏方言“说”类标记的共现现象、引语标记和传闻示证标记的双重功能以及小句的强制限定性等特征表明它是在长期的语言接触影响下，借用蒙古语族语言引语动词ge的语法功能，从而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其他汉语方言的新型标记模式。

在由“形容词+名词”构成的汉语定中结构中，多个形容词同现遵循特定的语序规则：“状态形容词>性质形容词/区别词”。该规则主要基于单音节和多音节形容词的观察和比较得出，在双音节形容词的适应性方面尚存在争议。为此，本文拟通过眼动实验考察多重形容词共现的认知机制，即类型迥异的双音节形容词如何通过改变排序方式来影响定中结构的加工。结果发现：1）状态形容词比性质形容词加工难，二者的区分具有心理现实性；2）正序结构比逆序结构加工更难，同为逆序结构的条件下，“区别状态”比“区别性质”结构加工更难；3）从总体加工难度看，汉语双音节多重形容词遵循优先序列“状态形容词>性质形容词>区别词”（>代表“先于”），所形成的定中结构属于无标记结构；4）实验中被试的语序敏感度影响定中结构的加工，多重因素导致应答的高错误率。

靖远是舌尖元音最丰富的汉语方言点之一。文章根据声学和发音生理数据对靖远方言、、、等四个舌尖元音的语音特征进行语音学分析。靖远方言舌尖元音发音生理方面的特征，在舌尖位置的前后、高低及唇形的圆展上都有表现。舌尖后元音与舌尖前元音声学方面的区别主要在F2和F3：音与音的区别表现在F2，其F3分布得较为离散；音与音的区别主要在F3，其在基于F1、F2声学空间中的分布范围与舌尖前元音大面积重叠。从声学、生理及方言音韵角度观察，靖远方言蟹止摄开口三四等字已基本上全部舌尖化，帮组、端组、泥组、见系字韵母的今读应当与精组及部分知系字的韵母一同归并入音位//。

“辛”“新”“薪”三者的古文字构形以及意义，具有密切的联系：“辛”字本象“树木新生的部分”，较古的繁体作 ，木形保留完整，即“ （亲）”字；“ （新）”字从斤从辛、辛亦声，会“以斤斫木而取之”之意，其所从之“斤”旁之斧斤尖刃处，多对准“辛”旁上部的 形之底部，二者当有特定的“形位”关系；“斫木所得”即为“薪”。“析”字象“以斤破木”，即对“薪”作截断、剖开等进一步的加工。从早期字形体现的所记录之词的本义看，“新”字的构形与{新旧}之“新”，意义上存在关联，并非出于纯粹的假借。

湘鄂赣交界地带的“次清化浊”现象可以从音系格局和音值两方面讨论。从音系格局来看，次清化浊可以分为次清全浊合流型和次清独立型，前者与赣语的塞音格局相同，后者与湘语的塞音格局相同。从音值来看，次清读浊音的表现有带音浊音及其变体、气声两种类型，两类浊音处于发声态连续统的不同阶段，其中岳阳荣家湾方言和平江岑川方言音系中出现了两类浊音。次清化浊同时与送气弱化和浊音清化有关，不同方言按照不同的塞音格局采取不同的演化路径。

名物化的相关研究一般认为，名物化是将非名词性成分转变成名词性成分，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名物化的对象也可以是名词性成分。朱德熙（1961，1966，1982）提出汉语的名物化标记“的”可用于名词性成分，并未获得广泛认同。在此背景下，文章意在指出长期被忽视的名词名物化现象，明确现代汉语的名词名物化结构是“NP的”，并从跨语言和历时层面，论证名词名物化现象以及“NP的”作为名词名物化结构的合理性。承认“NP的”为名物化结构，可以将其与“VP/AP的”中的“的”统一为名物化标记，那么名词性偏正结构中由“的”构成的修饰语实质上是名词性成分。修饰语为名词性成分是一种具有类型学意义的语言现象，可以得到跨语言和跨方言的广泛支持。

与其他方言相比，吴语路桥话的“着”具有一些特殊意义，包括加强结果义、小量义、归咎义和快速义等。这些意义均未在研究“着”的既有文献中报道过，是“着”的语义演变在路桥话中的创新。加强结果义源于动相补语“着”加在各类补语前面的同义强化现象。小量义是附着义通过空间隐喻组织而成。归咎义是原因义“着”所在结构删略的结果，而原因义也是附着义发生空间隐喻的产物。快速义是准补语标记“着”所在结构经历了删略和语义重新分析两个阶段的结果。

文章讨论“怎么个X法”的结构问题，并建议将它分析为以“怎么”为核心的限定短语，其中“怎么”是限定范畴，“个”为量词。根据分布式形态学，量词扩展的名词实为词根，该词根要受轻名词扩展，据此证明量词扩展轻名词。“法”实现作轻名词，理论上它可以激发短语移位，也可以激发核心移位。根据统计数据和句法行为，文章选择了核心移位。最后动词、形容词与名词等通过核心移位跟“法”融合，构成“X法”这样的复合名词。

 在汉语口语中，“叫”具有引语标记功能，不仅可以标记Recanati（2001）所说的闭合式引语，而且也可以标记开放式引语。“叫”标记的引语Q一般都是形式和意义相对固定的“成语”，类似于一个专有名词。“叫+Q”结构前边通常会出现或可以补出一个与Q具有同指关系的信息名词，后边则大都会有对Q的意义进行进一步阐释说明的话语。引语标记“叫”来源于称名结构“A叫B”中的动词“叫”，演变的动因是名称和引语在语义、语用功能上的内在统一性——引语可以视为一种名称，而名称本质上也是一种引语。口语中的引语标记“叫”在书面文本中都可以删除，转而用冒号、引号等可视符号代替，这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听的语言”和“看的语言”之间的编码方式差异。

吴方言和近代文献中，代词时常附带前缀“是”以表达某种强调。该前缀的意义为何、如何形成，目前仍不明确。而吴方言中较保守的高淳话（宣州片-太高小片）存在一个功能相近的附着词，或可从中窥知前缀“是”的早期面貌。句法上，附着词“是”仅前附于体词性成分，不得进入小句内，只能构成出位结构；语义上，“是”的主干必须有定，且已激活。这显示附“是”短语与话题十分相似，而根据其语篇表现可得：附“是”成分是听者当前没在关注但言者有意使之关注的。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高淳话等吴语应是由于“话题-说明”结构发达，加之话题、前置焦点等多种篇章成分都由出位结构表示，无专门的形态标记相区分，故以此类手段辨别语篇功能不同的各类出位成分。Wu Chinese and its neighboring dialects feature a distinct set of “emphatic personal pronouns”, a feature not commonly found in most other Chinese languages. These emphatic pronouns typically include the prefix zeh (是) and are believed to convey a sense of “discourse prominenc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unctional nature and historical roots of this unique morphologicalpragmatic phenomenon by examining the proclitic zeh in the Gaochun dialect of Wu Chinese, representing an earlier stage of this pronominal prefix. Given Wu Chinese’s status as a highly “topicprominent” language lacking a specialized topic marker, it heavily relies on “leftdislocation” to fulfill various discourse roles, such as topics, contrastive topics, preposed focus, and other syntactically preposed constituents without specific discourse functions. Functionally, it is argued that the proclitic zeh in the Gaochun dialect serves as a strategy to differentiate different types of leftdislocated constituents by emphasizing topicalitynewness, thereby directing the listener’s attention to its nominal host. This argument is supported by the following evidence: syntactically, phrases containing this proclitic must be dislocated, resembling a topic; and semantically, it only combines with familiaritybased definites, including personal pronouns, determiner phrases, and definite classifier phrases, while excluding indefinites or uniquenessbased definites. However, unlike a topic, phrases containing zehcannot denote entities currently capturing the listener’s attention, and they distinguish focus, newtopics, and contrastive topics from given topics, which are pragmatically presupposed. Furthermore, these observations in the Gaochun dialect align with those of emphatic pronouns in other Wu Chinese dialects dialectal variants and early Mandarin as documented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Therefore,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is distinctive form of reference and topic structure may elucidate many similar phenomena across Chinese languages.

句法结构的形成与演变受到语言类型的制约。在汉藏语中，哈尼语存在一种特有的重叠式修饰结构，其使用频率高，具有独特性，是其他汉藏语所没有的。文章以哈尼语阿卡话(以下简称“阿卡话”)为研究对象，细致描写其共时特点，进而揭示形成这一结构的成因。指出这一结构的主要特点包括四音节性、重叠、修饰关系、有变调标记等。其韵律主要体现为双数音节律、重叠律和变调律三种形式，不受双声叠韵韵律的制约；名词重叠时取前音节还是后音节取决于语义条件；四音节能否缩减为双音节取决于语义的明确性和词汇的常用性。

 望山楚简中的“ ”字，学界旧或释为“家”，抑或释为“室”，未有定论。今根据楚卜筮简常见格式以及简文文例进行再考察再分析，推定“ ”应即“ （家）”字异体。同时，新出清华简《叁不韦》的确切文例亦可证旧皆释为“刑”之繁文的“ / ”字当改释为“罚”。楚文字中以“ ”为“ ”与“ / ”为“罚”的构形原理，皆应是在古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大背景下，受词义聚合作用的影响，这些字中的构件与另一个义同或义近的字发生替换，“ ”所从的“家”随文换作了“室”，“罚”所从的“ ”也临时换作了“型/刑”。这种特殊的构形现象可视为楚文字内部构件之间的“同义换读”。

两千年来学者对《论语·先进篇》“曾皙言志”章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句的诠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新近公布的海昏侯汉简《论语》中正有此篇，为正确解读“曾皙之志”提供了线索。海昏侯汉简《论语》中“浴”写作“容”，读为“颂”，是雩祭时使用的一种乐舞。据此可知，“曾皙之志”是曾皙在受到任用后举行雩祭，亲身践行周礼。这与孔子一生践行周礼的行为契合，是孔子“吾与点也”的真正原因。

文章根据当今汉语口语例证，探讨处置式的构式分化现象。我们调查发现，处置式从清代到现在已经分化成四种语义功能具有明确分工且形式标记有别的子构式：1）“把”字构式，仍可以表达处置式的各种语义类型，包括处理义、致使义、传递义、当作义、称为义等；2）“给”字构式，主要用以表达处理义和致使义；3）“拿”字构式，主要表达当作义；4）“管”字构式，全部表达称为义。其他三种都是从把字这个基式分化出来的，虽然它们分别与把字式在功能上有交叉，然而相互之间分工则是相当明确的。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汉语语法史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而且对构式语法的理论建设也很有帮助。

文章重新论证“NP的VP”式（如“这本书的出版”）具有“内动外名”的句法构造。主要观点如下：1）只要承认其中“NP的”是领有成分，就必须承认此式有（零形）D功能投射，即此式有外层名词性句法构造。2）此式内层谓词性结构通常为词汇层VP或题元层vP/VoiceP，但名物化层级也存在向形态层最为有限的功能扩展。3）按所述物化事件是否涉及可数性特征核验或是否有数量描述，此式外层名词性架构区分为两类，差别在于DP内是否包含量词性轻名投射；量词性轻名词同时在语义和句法层面实现名物化。4）DP不含轻名投射的情形下（即\[DP-VP\]型式），领有名词移位生成；反之（即\[DP-nP-VP\]型式），领有名词基础生成于\[Spec, DP\]，并成为VP中空主语或空宾语Pro的控制成分。5）“的”在此式中只是领格标记，既不构成此式作为名物化结构的结构中心，也不构成“NP的”这一领有短语的结构中心；“的”在此式中没有发生功能投射。

基于合理抽样前提下的穷尽量化调查，就汉字偏旁划一性演变趋向问题进行特定断代范围的再研究后，认为在殷商西周时段，偏旁演变的主要趋向是与“划一性”相反的“分化性”演变。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该时段“偏旁化”是文字构形演变的主流；其次是西周文字相对殷商文字的地域分歧扩大；三是文字构形的成熟性演变缺乏自觉性的内动力。

《字汇》的反切和直音是不是有一致的来源，目前还存在争论。文章认为，要论证《字汇》音切的来源，不能仅仅靠音切对比，要兼顾到音切的价值，即音切在不同的注音环境里会具有不同的定位，可以分为相对价值、语音价值、文本价值。《字汇》音切在三个价值上都有不同表现，可以断定有不同的来源。

名词性成分在指称事件的短语中可以获得施事解读，在相应的复合词中却只能表达受事。现有文献对每个现象有孤立的分析，却从未将两者放在一起给以统一的解释。这个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构词理论要么坚持以核心成分移位造词（即句法造词说）、要么把构词和造句分割开来（词汇造词说）。解决方案包含两个基本元素：1）整合与优化构词理论。既然句法造词说同样需要让两个核心成分组合成新的核心成分，承认句法可以不借助核心移位而直接造词反倒可以最大程度地简化现有理论。2）确认句法在直接造词时所唯一可以依赖的允准条件，即题元准则。证据表明，满足题元准则的方式中需要包括题元合成。

与大量关于说话人之间特别是几代人之间语音变化的研究相比，人们对个体一生中语音变异的了解要少得多。文章采用社会语音学（Sociophonetics）的范式对重庆方言单字调的共时变异状况进行研究。经过相同程序的声学采样与统计分析，追踪调查了4位发音人相隔10年的单字调发音，作为真实时间方法研究成年个体声调变异的一种尝试。研究发现，从基频角度看，4位发音人在不同单字调发音上均有所差异，表现出个体之间语言处理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古文字资料中旧释“儥”之字实际上包含了两系写法明显不同的字形，一为“儥”，一为“（）”。这两系字形如何分析以及两者是否可以认同，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有待进一步探讨。文章通过字形分析，认为用于记录{（鬻）}这一语词的“儥”“”两字在字形上并不存在演变关系，应该分为两系。“儥”字从人，声；“”字从贝，声。“”字从贝、声；“”字从人、（之变体）声。用声（微部）字记录{（鬻）}（觉部）这一语词反映了上古汉语中幽觉与微物文通转的语音现象。  

文章对近代汉语性质形容词内部进行了再区分：分出述体和述谓两小类，并从作状语、定语、结果补语和重叠四个方面说明了两小类的不同。文章认为，汉语性质形容词之所以存在述体和述谓的区分，是因为形容词作为属性值的词汇表达式，其所描述的属性中有些是人或物具有的，有些则是动作、性状具有的，当形容词与这些属性的寄主在句法上直接共现时就表现出了述体和述谓的区别，而汉语允许谓词性成分作主语的特点又使这些属性词可以被判定为形容词。两小类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可为一些难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

早期文献与现代方言两方面的资料显示，知三章、知二庄在吴语中数百年来一直保持着二分的格局。现代吴语中知三章字有舌面前\[\]组、舌叶\[\]组或翘舌\[\]组等不同表现，知二庄的今读一律为舌尖前\[\]组。明代南戏戏文的异文和《同文备考》等韵书所见的小韵分布、吴语口语词“忽闪”（闪电）和“奢遮”（能干）的白读音，以及吴语蟹、止开三知章字的今读由开变合等，都能证明知三章字的早期读音可拟作*组，且洪、细韵均可相配。至于鱼韵庄组“梳”类字与知章组“书”类字韵母有别，作为官话音成分，地域分布上多见于北部吴语，应与唐宋北方汉语的影响有关，在时间层次上早于“知_三章≠知_二庄”。

文章将安阳方言“徽宗语”生成规则简明概括为附加成分ai-k按介音条件分布、变化的规则，从“声介合母”得出合口介音归属判别的具体声韵条件，从单字本音与“徽宗语”形式的不对应得出“儿”“二”等字“徽宗语”形式基于早期单字音生成，说明深层形式兼顾历史的重要性。通过汉语内部的方言比较，得出“徽宗语”设计规则发生、发展的渐进性。通过比较汉藏、印欧语言秘密语，指出：音节结构的声韵二分，不仅属于汉语，作为非线性音系学接受的音节分析原则，也具有普通语言学意义；汉语“徽宗语”同英语Pig Latin密语语音形式分合机理差异的根源，不在语音形式本身，而在语音单位与语法单位的接口关系上，对应的是汉语作为单音节语素语(Monosyllabic Morpheme Language)与英语作为多音节词语(X-syllabic Word Language)的差异，是词根语素音形（Root Form）与词音形（Word Form）的分合机理差异。

目前学术界对汉语“比”字差比句的形成还不清楚。本研究发现“比”字差比句的形成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上古到中古“比”字差比句萌芽，“X+比_动词（+于）+Y，VP”复句发展为“X+比_动词+Y（+为）+VP”连动式，此时“比”字虽为动词，但产生了类似于“比”字差比句“X+比_介词+Y+A”的句法结构和语义，为“比”字差比句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唐代“X+比_动词+Y（+为）+VP”连动式演变为“X+比_介词+Y+A”等三种差比句格式，“比”字虚化，“比”字差比句产生；第三阶段宋元明清时期“比”字差比句发展，明清时期产生“X+比_介词+Y+A（+得）+C”等三种新句式，明代“比”字差比句趋于成熟，清代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文章通过比较指出中古梗摄四等的“瓶亭钉名钉动零星磬”和“踢笛”应属于原始沿海闽语的*-e/*-ek二韵，俗字“掟扔叮蛰”也应属于*-e韵；早期闽北语“瓶亭钉名钉动零星”“踢锡”也属于对应的*-n、*-e二韵，其他内陆闽语的读音也显示这些字早期主元音属于中元音。文章同时指出，梗摄三等的“轻明（明旦/明早/明朝）”“蛏”“鉎”似乎也属于一个与“瓶亭钉名钉动零星”相近的层次。这些梗摄三四等字很可能属于一个较晚的层次，因为这个层次有非耕锡部字，所以它不是耕锡部早期层次。它的形成年代和性质与日译汉音梗摄三四等-e、-eki层接近。

There are two ways of expressing the concept of {dawn} in Chinese: the visual system an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system. The visual system is mainly represented by the image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or be biphonized by juxtaposition and compounding. The category members of the spatial-temporal system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three series of negativity, proximity and attainment. The word 黎明 (límíng) is a member of the attainment series in the spatial-temporal system, and its lexical pattern is "verb of terminality + word of point-of-time " The forms of邌 (lí)and 遲(zhì) were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 for the word 逮(dài), which means "to approach", often occurring as components of the words 邌明 and 遲明, which were later shortened as 黎明 around the period of the Jin Dynasty. The lexicalization of 黎明 was caused by the abridge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topic. 

汉语光杆常规宾语结构有准名词并入结构（V+NP）和普通述宾结构（V+DP）两种，其分布较难观察。在句法音系界面视角下，据天台话连读变调可得：天台话功能性最大投射左侧、功能性核心的补足语左侧，为短语层变调域的边界，由单音节动词与单/双音节光杆常规宾语组成的表达式，动词变调可判定宾语为NP，不变调为DP。考察发现，天台话准名词并入结构的必要条件是表达式语义表基本层次范畴的活动，满足该条件的，当宾语的可能所指在语境中无明示或格式为“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宾语”时，表达式一定为准名词并入结构，其他情况下的归属依宾语生命度等级而定。文章讨论了上述分布的四点理论内涵。最后还讨论了两种结构与黏合式/组合式的关系。

成都客家话古知庄章组字今逢洪音读\[ts\]组声母、逢细音读\[t\]组声母。部分方言点的缉质职昔韵知章组字如“十湿侄直实食蛰适织”读\[t\]组声母，并且存在自由变读\[ts t\]两组声母的现象。这是受成都官话影响的结果，同时受到语言系统内部声韵拼合规律的制约和卷舌韵母的同化作用，不是成都客家话承袭闽粤赣客家话语音特点的表现。这一接触性演变应发生于客家移民迁至四川之后，成都客家话\[t\]组声母出现时间的下限是20世纪30年代。

东莞市企石镇的粤语（下称“企石话”）存在35和55两种小称变调，二者不论在语音形式还是语法功能上，都和广州话、东莞莞城话的35和55变调无甚差别。然而，就辖词范围而言，企石话的小称变调却跟广州话、莞城话均有较大不同。文章首先梳理企石话的小称变调跟广州话、莞城话的对应情况，其后结合企石话内部以及东莞各地方言的事实，论证当地的35和55变调大致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

近世唐音对杭州话的语音史研究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此类研究除共时层面的关注外，还当注重历时层面的考察，得益的音变研究既涉及自然音变，也涉及接触音变。藉助近世唐音，可以确认十七世纪下半叶十八世纪上半叶杭州话麻韵开口三等主元音的读音，进而获知中古以来杭州话麻韵开口三等音变的具体过程和节点时间。近世唐音还为杭州话口语入声系统的失而复得提供了关键环节的证据。近世唐音资料本身有局限，需和汉籍参互使用。

本文从问答的概念结构（经验完形及其经验维度）出发，说明由于说话人（S）的认识状态（不明白、想知道）这一经验维度的突显，使得相关的认识动词和名词可以覆盖和压倒询问动词，来独立地撑起疑问的大伞，从而可以允准疑问形式。文章还从言语产生的概念驱动和言语的宏观与微观规划的角度，阐释了为什么疑问形式的允准者可以是跨单位（词和短语）与跨范畴（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和连词）的，为什么在认识动词和属性名词构成的述宾结构中疑问形式可以自由地隐现。

山西方言清平清上合流与并州片平声不分阴阳的演变有不同逻辑起点，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古一个平声的保留，后者是两种调类的合流，不能相提并论。清平清上合流不仅受到调型调值相似的制约，更受到声调清浊性质的制约，一般只有清调与清调合流或浊调与浊调合流。清平清上合流应该在唐五代西北方言已经初露端倪，但二者作为独立调类真正的合流应该在全浊声母消失之后，甚至更加晚近的时代。清平清上合流的方向依据与周边阴平、上声分立方言的对应关系确定。

甘青方言“们”的使用很有特色，已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对“们”的使用特点做了很好的调查和描写，但是对于“们”在一些语境下是否具有复数（连类）的功能，本文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人的看法，结合实际语料再做讨论。同时，本文的调查研究也发现，青海境内的一些藏语方言复数标记的使用呈现出一些泛化的特点，比起拉萨等地的藏语方言，复数标记使用受的限制趋于宽松，这一特点很可能受了阿尔泰语的影响，也可能通过汉语作为中介语扩散；但无论如何，这一特征表现出很强的区域共性。

光绪年间彭州杨得春“《韵法全图》系列等韵文献”，对其在《直图》基础上改编的韵图等韵理论与反切理论进行了全面论述。韵图的等韵理论具有附会易学理论的色彩，列字也一定程度上受到《直图》与传统等韵理论的影响。如将三十二声母位与四象附会，要求将读塞音、塞擦音的平仄声全浊声母同读送气清声母等。不过《韵法全图》韵图列字以及该系列文献的相关论述还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语音特征。论文以《韵法全图》韵图为主要研究对象，参考了该系列文献的相关论述，从《韵法全图》与《直图》的对应关系、《韵法全图》列字以及相关语音论述等方面，分析归纳了其所反映的实际语音特征。与《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的比较反映，“《韵法全图》系列等韵文献”的实际语音与现代彭州等地方言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韵法全图》系列等韵文献”以易学理论附和韵图理论，是为了调和《直图》语音与实际语音的矛盾，《韵法全图》韵图列字及该系列等韵文献的等韵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清末彭州方言基础之上的，具有比较珍贵的四川方言历史语音研究价值。

据出土及传世文献，系统揭示上古“开启”义动词“开”与“启”兼表“视”义。具体来说，揭示了传世文献与西周金文中的“启”兼表“视”义的用例，推断战国竹书中若干“奚”声字也能记录此词；又揭出战国秦汉竹书中表“视”义的“幵”声字“ ”“ ”和“訮”兼表“开启”义的用例，认为可与传世文献中相同用法的“开”合证。探索“开启”义和“视”义的关系及其成因，据此推论其他“开启”义动词的同源“视”义之词。

虚指结构是一种概括性表达，包括故事讲述者对已经发生事件的概括，或者对即将讲述事件的概括，另外也有一些与当前故事进程弱相关或无关事件的概括。从句法分布和语义特征来看，虚指结构经常出现在主宾语位置和定语位置，出现在上述句法位置时，虚指结构出现了去过程性、弱时间性的倾向，虚指结构的典型语义特征是［+概括性］，概括的是一组复数事件。虚指结构是叙述者在故事讲述过程中的概括性表达，是叙述者站在书外的叙述方式，体现了叙述者跳出事外的典型特点。从本质上说，虚指用法的本质是叙述者刻意压缩背景信息的具体状态，刻意压缩整个叙事进程，进而凸显叙事进程中的前台信息。

《韵镜》侵、盐两韵系重纽的排列，因其切下字互切，不能确定该列哪一等；从其来源看，重纽A类应排四等，但列三等；重纽B类应排三等，而列四等。《韵镜》侵、盐两韵系重纽A、B两类应排四等的而列三等，当排三等的而列四等，这与规则不合，由此推测其音值应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