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壁方言相当于普通话助词“了”的成分有三个：“咾\[·l u\]”“勒\[·l  \]”“啦\[·l Ａ \]”，“咾”表示“动作完结或结果达成”“时间标记”和“条件标记”三种语法意义；“勒”表示“动作过程或变化过程已经完成”和“动作完成且状态持续”两种语法意义；“啦”表示“事件完成”“新情况已经实现”和主观语气三种意义。其中，“咾”“勒”的用法合起来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了₁”，“啦”的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了₂”。文章描写分析鹤壁方言“咾”“勒”“啦”的句法表现，并与河南、山西、河北等地的相应成分作比较，总结归纳不同方言间相应成分的分合类型和不同步发展的历史联系。

名词性成分在指称事件的短语中可以获得施事解读，在相应的复合词中却只能表达受事。现有文献对每个现象有孤立的分析，却从未将两者放在一起给以统一的解释。这个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构词理论要么坚持以核心成分移位造词（即句法造词说）、要么把构词和造句分割开来（词汇造词说）。解决方案包含两个基本元素：1）整合与优化构词理论。既然句法造词说同样需要让两个核心成分组合成新的核心成分，承认句法可以不借助核心移位而直接造词反倒可以最大程度地简化现有理论。2）确认句法在直接造词时所唯一可以依赖的允准条件，即题元准则。证据表明，满足题元准则的方式中需要包括题元合成。

名物化的相关研究一般认为，名物化是将非名词性成分转变成名词性成分，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名物化的对象也可以是名词性成分。朱德熙（1961，1966，1982）提出汉语的名物化标记“的”可用于名词性成分，并未获得广泛认同。在此背景下，文章意在指出长期被忽视的名词名物化现象，明确现代汉语的名词名物化结构是“NP的”，并从跨语言和历时层面，论证名词名物化现象以及“NP的”作为名词名物化结构的合理性。承认“NP的”为名物化结构，可以将其与“VP/AP的”中的“的”统一为名物化标记，那么名词性偏正结构中由“的”构成的修饰语实质上是名词性成分。修饰语为名词性成分是一种具有类型学意义的语言现象，可以得到跨语言和跨方言的广泛支持。

本刊编辑部按 在《语言科学》创刊一周年之际，本刊曾推出《〈语言科学〉刊发论文的学术规范》一文。此后每年，为加强学风建设，保障学术自由，促进学术交流、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规范语言科学研究工作，《语言科学》都会重新发表《规范》的修订版，与学界同仁共勉。本文的撰述是《语言科学》编辑部为致力于语言学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的学术规范所做的一种尝试；也有增加本刊编辑过程的透明度，敬请广大读者与作者加强对本刊工作监督之意。学术规范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建设，希望我们大家共同遵守，共同推动语言学学术规范的建设。由于这方面的学术规范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本文尚存在不少问题，欢迎读者们提出进一步的建议。本文的撰写参阅了国际上一些有影响的刊物的规范与通行的标准，还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

与大量关于说话人之间特别是几代人之间语音变化的研究相比，人们对个体一生中语音变异的了解要少得多。文章采用社会语音学（Sociophonetics）的范式对重庆方言单字调的共时变异状况进行研究。经过相同程序的声学采样与统计分析，追踪调查了4位发音人相隔10年的单字调发音，作为真实时间方法研究成年个体声调变异的一种尝试。研究发现，从基频角度看，4位发音人在不同单字调发音上均有所差异，表现出个体之间语言处理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文章根据当今汉语口语例证，探讨处置式的构式分化现象。我们调查发现，处置式从清代到现在已经分化成四种语义功能具有明确分工且形式标记有别的子构式：1）“把”字构式，仍可以表达处置式的各种语义类型，包括处理义、致使义、传递义、当作义、称为义等；2）“给”字构式，主要用以表达处理义和致使义；3）“拿”字构式，主要表达当作义；4）“管”字构式，全部表达称为义。其他三种都是从把字这个基式分化出来的，虽然它们分别与把字式在功能上有交叉，然而相互之间分工则是相当明确的。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汉语语法史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而且对构式语法的理论建设也很有帮助。

句法结构的形成与演变受到语言类型的制约。在汉藏语中，哈尼语存在一种特有的重叠式修饰结构，其使用频率高，具有独特性，是其他汉藏语所没有的。文章以哈尼语阿卡话(以下简称“阿卡话”)为研究对象，细致描写其共时特点，进而揭示形成这一结构的成因。指出这一结构的主要特点包括四音节性、重叠、修饰关系、有变调标记等。其韵律主要体现为双数音节律、重叠律和变调律三种形式，不受双声叠韵韵律的制约；名词重叠时取前音节还是后音节取决于语义条件；四音节能否缩减为双音节取决于语义的明确性和词汇的常用性。

 望山楚简中的“ ”字，学界旧或释为“家”，抑或释为“室”，未有定论。今根据楚卜筮简常见格式以及简文文例进行再考察再分析，推定“ ”应即“ （家）”字异体。同时，新出清华简《叁不韦》的确切文例亦可证旧皆释为“刑”之繁文的“ / ”字当改释为“罚”。楚文字中以“ ”为“ ”与“ / ”为“罚”的构形原理，皆应是在古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大背景下，受词义聚合作用的影响，这些字中的构件与另一个义同或义近的字发生替换，“ ”所从的“家”随文换作了“室”，“罚”所从的“ ”也临时换作了“型/刑”。这种特殊的构形现象可视为楚文字内部构件之间的“同义换读”。

文章重新论证“NP的VP”式（如“这本书的出版”）具有“内动外名”的句法构造。主要观点如下：1）只要承认其中“NP的”是领有成分，就必须承认此式有（零形）D功能投射，即此式有外层名词性句法构造。2）此式内层谓词性结构通常为词汇层VP或题元层vP/VoiceP，但名物化层级也存在向形态层最为有限的功能扩展。3）按所述物化事件是否涉及可数性特征核验或是否有数量描述，此式外层名词性架构区分为两类，差别在于DP内是否包含量词性轻名投射；量词性轻名词同时在语义和句法层面实现名物化。4）DP不含轻名投射的情形下（即\[DP-VP\]型式），领有名词移位生成；反之（即\[DP-nP-VP\]型式），领有名词基础生成于\[Spec, DP\]，并成为VP中空主语或空宾语Pro的控制成分。5）“的”在此式中只是领格标记，既不构成此式作为名物化结构的结构中心，也不构成“NP的”这一领有短语的结构中心；“的”在此式中没有发生功能投射。

本文设置四方面条件遴选了“测量、修理、制造”等400个现代汉语双音节并列式动词（用XY代表）作为研究对象，从XY的直接组成成分X或Y哪一个主导XY带宾语的能力这一角度考察X和Y是否对称，并对考察结果加以解释。针对400个XY中的每一个，我们分别标注了XY、X、Y三者所带宾语的语义角色和语义特征，然后基于标注结果比较XY在带宾语上是与X还是与Y更接近，由此探明X和Y中的哪一个对XY带宾语的能力发挥主导作用。考察结果表明：给定一个XY，它总是与X或Y中的某一个在带宾语的表现上更为趋同，这表明X和Y是不对称的，两者中的某一个主导着XY带宾语的能力。关于是X还是Y主导XY带宾语的能力，本文基于对400个XY进行标注所得结果的统计分析，归纳总结出了以下规律：当X和Y所带宾语的语义角色数量不同时，XY倾向于以宾语语义角色少的那个成分为主导语素。当X和Y所带宾语的语义角色数量和类型都相同时，XY选取哪个成分为主导语素与X和Y的词汇语义相似度密切相关。X和Y的词汇语义相似度越低，XY越倾向于以宾语带更少语义特征的那个成分为主导语素。我们从语义组合的角度对上述规律作了解释，并对不符合规律的情况给予了说明。

本文从问答的概念结构（经验完形及其经验维度）出发，说明由于说话人（S）的认识状态（不明白、想知道）这一经验维度的突显，使得相关的认识动词和名词可以覆盖和压倒询问动词，来独立地撑起疑问的大伞，从而可以允准疑问形式。文章还从言语产生的概念驱动和言语的宏观与微观规划的角度，阐释了为什么疑问形式的允准者可以是跨单位（词和短语）与跨范畴（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和连词）的，为什么在认识动词和属性名词构成的述宾结构中疑问形式可以自由地隐现。

汉语光杆常规宾语结构有准名词并入结构（V+NP）和普通述宾结构（V+DP）两种，其分布较难观察。在句法音系界面视角下，据天台话连读变调可得：天台话功能性最大投射左侧、功能性核心的补足语左侧，为短语层变调域的边界，由单音节动词与单/双音节光杆常规宾语组成的表达式，动词变调可判定宾语为NP，不变调为DP。考察发现，天台话准名词并入结构的必要条件是表达式语义表基本层次范畴的活动，满足该条件的，当宾语的可能所指在语境中无明示或格式为“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宾语”时，表达式一定为准名词并入结构，其他情况下的归属依宾语生命度等级而定。文章讨论了上述分布的四点理论内涵。最后还讨论了两种结构与黏合式/组合式的关系。

在明清闽南方言戏文中，存在一个多功能形式“年”。文章根据其语音及语法表现，确定其本字为“然”。“年（然）”除了继承古代汉语的性状/方式义语素、形容词附缀、比况助词等用法之外，在闽南方言中还发生了创新性演变，当其处于句末回指相邻前文时演变为表提示语气的句末语气词，当其处于动词与宾语之间时演变为完整体标记；另外，结果小句“是/做侢年”通过二次省缩演变为假设疑问语气词。

文章对近代汉语性质形容词内部进行了再区分：分出述体和述谓两小类，并从作状语、定语、结果补语和重叠四个方面说明了两小类的不同。文章认为，汉语性质形容词之所以存在述体和述谓的区分，是因为形容词作为属性值的词汇表达式，其所描述的属性中有些是人或物具有的，有些则是动作、性状具有的，当形容词与这些属性的寄主在句法上直接共现时就表现出了述体和述谓的区别，而汉语允许谓词性成分作主语的特点又使这些属性词可以被判定为形容词。两小类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可为一些难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

早期文献与现代方言两方面的资料显示，知三章、知二庄在吴语中数百年来一直保持着二分的格局。现代吴语中知三章字有舌面前\[\]组、舌叶\[\]组或翘舌\[\]组等不同表现，知二庄的今读一律为舌尖前\[\]组。明代南戏戏文的异文和《同文备考》等韵书所见的小韵分布、吴语口语词“忽闪”（闪电）和“奢遮”（能干）的白读音，以及吴语蟹、止开三知章字的今读由开变合等，都能证明知三章字的早期读音可拟作*组，且洪、细韵均可相配。至于鱼韵庄组“梳”类字与知章组“书”类字韵母有别，作为官话音成分，地域分布上多见于北部吴语，应与唐宋北方汉语的影响有关，在时间层次上早于“知_三章≠知_二庄”。

成都客家话古知庄章组字今逢洪音读\[ts\]组声母、逢细音读\[t\]组声母。部分方言点的缉质职昔韵知章组字如“十湿侄直实食蛰适织”读\[t\]组声母，并且存在自由变读\[ts t\]两组声母的现象。这是受成都官话影响的结果，同时受到语言系统内部声韵拼合规律的制约和卷舌韵母的同化作用，不是成都客家话承袭闽粤赣客家话语音特点的表现。这一接触性演变应发生于客家移民迁至四川之后，成都客家话\[t\]组声母出现时间的下限是20世纪30年代。

文章将安阳方言“徽宗语”生成规则简明概括为附加成分ai-k按介音条件分布、变化的规则，从“声介合母”得出合口介音归属判别的具体声韵条件，从单字本音与“徽宗语”形式的不对应得出“儿”“二”等字“徽宗语”形式基于早期单字音生成，说明深层形式兼顾历史的重要性。通过汉语内部的方言比较，得出“徽宗语”设计规则发生、发展的渐进性。通过比较汉藏、印欧语言秘密语，指出：音节结构的声韵二分，不仅属于汉语，作为非线性音系学接受的音节分析原则，也具有普通语言学意义；汉语“徽宗语”同英语Pig Latin密语语音形式分合机理差异的根源，不在语音形式本身，而在语音单位与语法单位的接口关系上，对应的是汉语作为单音节语素语(Monosyllabic Morpheme Language)与英语作为多音节词语(X-syllabic Word Language)的差异，是词根语素音形（Root Form）与词音形（Word Form）的分合机理差异。

“意外范畴”包括反预期的情感事件与情感强烈的情感状态两个侧面，其中情感状态又可以分为情感倾向和情感波动两个维度，前者体现为积极、消极的对立，后者体现为激动、平静的对立。汉语中词语的“意外”既可以表达情感事件、也可以表达情感状态，而“惊讶”仅可以表达情感状态，后者的情感波动较前者更为强烈。此外，“意外但不惊”和“惊但不意外”的特殊语言结构体现了反预期的情感事件与情感强烈的情感状态之间的互动，不同层次预期可能导致的不同情感状态。

目前学术界对汉语“比”字差比句的形成还不清楚。本研究发现“比”字差比句的形成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上古到中古“比”字差比句萌芽，“X+比_动词（+于）+Y，VP”复句发展为“X+比_动词+Y（+为）+VP”连动式，此时“比”字虽为动词，但产生了类似于“比”字差比句“X+比_介词+Y+A”的句法结构和语义，为“比”字差比句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唐代“X+比_动词+Y（+为）+VP”连动式演变为“X+比_介词+Y+A”等三种差比句格式，“比”字虚化，“比”字差比句产生；第三阶段宋元明清时期“比”字差比句发展，明清时期产生“X+比_介词+Y+A（+得）+C”等三种新句式，明代“比”字差比句趋于成熟，清代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普通名词作状语是有标记的，受到诸多限制。“名+动”状中结构音节组合以2+2式为韵律常态，1+1式不能产，2+1式很少，排斥1+2式。抽象名词作状语，是五四以来的新现象。这种因翻译而产生的欧化结构，多用于书面正式语体。“名+动”状中结构的音节组配是语体制约的结果。2+2式是汉语表达正式语体的韵律手段，作为正式语体的“名+动”状中结构以2+2式为主是匹配的。双音节抽象名词是非典型的名词，是有标记项，有标记的名词才有有标记的句法功能，单音节名词直接作状语受限。“名+动”状中结构1+2式几乎不存在。1+1式作为黏合二字组，是音步构词的产物。

据出土及传世文献，系统揭示上古“开启”义动词“开”与“启”兼表“视”义。具体来说，揭示了传世文献与西周金文中的“启”兼表“视”义的用例，推断战国竹书中若干“奚”声字也能记录此词；又揭出战国秦汉竹书中表“视”义的“幵”声字“ ”“ ”和“訮”兼表“开启”义的用例，认为可与传世文献中相同用法的“开”合证。探索“开启”义和“视”义的关系及其成因，据此推论其他“开启”义动词的同源“视”义之词。

汉语的复数范畴根据群体特征可分为支点群（连类群）、特征群、列举群和情感群。通过真实语料库的频率统计，研究发现成都方言“些、们、伙”都不是纯粹的复数标记，而是一种属于立场表达的语用标记。成都土语的“们”标记支点群，是以某个人为支点将立场相同的人归类，表示人际的同盟性关系；晚近受共同语影响，功能才扩展到特征群和列举群。“些、伙”标记情感群，是对言者具有强烈情感影响的群体归类，以修饰作为语篇主题的属人名词为高频用法，凸显亲近特征，并有单数化倾向，表明其语用属性可突破复数性的限制。

古文字资料中旧释“儥”之字实际上包含了两系写法明显不同的字形，一为“儥”，一为“（）”。这两系字形如何分析以及两者是否可以认同，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有待进一步探讨。文章通过字形分析，认为用于记录{（鬻）}这一语词的“儥”“”两字在字形上并不存在演变关系，应该分为两系。“儥”字从人，声；“”字从贝，声。“”字从贝、声；“”字从人、（之变体）声。用声（微部）字记录{（鬻）}（觉部）这一语词反映了上古汉语中幽觉与微物文通转的语音现象。  

There are two ways of expressing the concept of {dawn} in Chinese: the visual system an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system. The visual system is mainly represented by the image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or be biphonized by juxtaposition and compounding. The category members of the spatial-temporal system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three series of negativity, proximity and attainment. The word 黎明 (límíng) is a member of the attainment series in the spatial-temporal system, and its lexical pattern is "verb of terminality + word of point-of-time " The forms of邌 (lí)and 遲(zhì) were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 for the word 逮(dài), which means "to approach", often occurring as components of the words 邌明 and 遲明, which were later shortened as 黎明 around the period of the Jin Dynasty. The lexicalization of 黎明 was caused by the abridge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topic. 

西周金文有见“廛某命”“廛命”诸辞，如“廛我考我母命”（五年琱生簋）“廛命”（六年琱生簋）“廛称公命”（霸姬盘）等。对其中“廛”字的释读，学界以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今看来，“廛”自无需改释，当读为“躔”，兼有履践和顺循二义。“躔某命”即言循仍履行某人之命，与“称某命”“承某命”“至某命”等相当。西周金文其他与“廛”有关的辞例也能得到合理解释，如“廛（躔）有父母”（叔多父盘）指遵循其父母的德行、“廛（躔）商厥文母”（帅鼎）指遵循发扬其文母的品德等。清华简《汤处于汤丘》《五纪》《大夫食礼》《畏天用身》中皆有“廛”读为“躔”的用例可资合证，足见“廛（躔）”这一用字习惯自西周至战国是一脉相承的。

文章系统描写了锡伯语的谓词性领属结构（即“PR有PE”如何表达），其基本格式为“PR-t PE pi”。其中，领有者使用地点格标记-t（旁语），领有物是句中核心论元（主语），主动词/pi/是不及物的存在动词。整个结构呈现为“在PR处，PE存在”，属于处所型领属。文章进而分析了锡伯语中领属和存在及处所的相关性，尤其是领属和存在的句法同构。此同构或是因为“存在是领属之源”，该演变模式还得到了人类认知基础和世界语言证据的支持。

近世唐音对杭州话的语音史研究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此类研究除共时层面的关注外，还当注重历时层面的考察，得益的音变研究既涉及自然音变，也涉及接触音变。藉助近世唐音，可以确认十七世纪下半叶十八世纪上半叶杭州话麻韵开口三等主元音的读音，进而获知中古以来杭州话麻韵开口三等音变的具体过程和节点时间。近世唐音还为杭州话口语入声系统的失而复得提供了关键环节的证据。近世唐音资料本身有局限，需和汉籍参互使用。

东莞市企石镇的粤语（下称“企石话”）存在35和55两种小称变调，二者不论在语音形式还是语法功能上，都和广州话、东莞莞城话的35和55变调无甚差别。然而，就辖词范围而言，企石话的小称变调却跟广州话、莞城话均有较大不同。文章首先梳理企石话的小称变调跟广州话、莞城话的对应情况，其后结合企石话内部以及东莞各地方言的事实，论证当地的35和55变调大致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

文章首先将“事实上”的语篇环境分为转折和非转折两大类。其中，转折类包括完全转折和部分转折；非转折类涵盖因果、问答、例证、并列等多种不同的语义关系类型。其次，基于共时语法化视角，文章指出“事实上”经历了从名词性到副词性、从短语结构到话语标记的用法转变。在从表达转折关系到表达非转折关系的语义演变过程中，隐喻认知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文章深入分析了“事实上”的元话语性质和功能。其元话语性质表现为主观性、话题性和引导性，而元话语功能体现为互动性。

今本《礼记·缁衣》第十一章“民情不贰”，郭店简、上博简《缁衣》与之对应的文字分别作“民青不”“民情不弋”，旧皆释读为“民情不忒”。文章通过对出土文献中“饰”“饬”的字词适配关系的全面细致梳理，指出其义可用“巾、糸、衣”“玉、金、贝”等意符适配，其音可用“食、弋、力、来”等声符适配，由此产生“、貣、糼、”等适配本字。据此，郭店简本“”应是“饰”字异体，《礼记》“贰”应为“貣”之讹，也是“饰”字异体，是掩饰、伪装之义。“情”旧皆理解为心志、心理一类意思，非是，应是情实、诚实一类意思，是“饰”的反面。“民情不饰”的意思是人民诚实而不伪装。古代统治者一直关注如何能使人民不掩饰、不隐匿实情，屡见古书记载。文章还根据研究“饰”“饬”字词适配关系所取得的新认识，对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一些相关字词做出重新释读。

虚指结构是一种概括性表达，包括故事讲述者对已经发生事件的概括，或者对即将讲述事件的概括，另外也有一些与当前故事进程弱相关或无关事件的概括。从句法分布和语义特征来看，虚指结构经常出现在主宾语位置和定语位置，出现在上述句法位置时，虚指结构出现了去过程性、弱时间性的倾向，虚指结构的典型语义特征是［+概括性］，概括的是一组复数事件。虚指结构是叙述者在故事讲述过程中的概括性表达，是叙述者站在书外的叙述方式，体现了叙述者跳出事外的典型特点。从本质上说，虚指用法的本质是叙述者刻意压缩背景信息的具体状态，刻意压缩整个叙事进程，进而凸显叙事进程中的前台信息。

甘青方言“们”的使用很有特色，已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对“们”的使用特点做了很好的调查和描写，但是对于“们”在一些语境下是否具有复数（连类）的功能，本文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人的看法，结合实际语料再做讨论。同时，本文的调查研究也发现，青海境内的一些藏语方言复数标记的使用呈现出一些泛化的特点，比起拉萨等地的藏语方言，复数标记使用受的限制趋于宽松，这一特点很可能受了阿尔泰语的影响，也可能通过汉语作为中介语扩散；但无论如何，这一特征表现出很强的区域共性。

蕴含\[+粗野、强悍\]义素的名词“蛮”构成的双音节主谓结构、偏正结构，北宋开始逐步词汇化为形容词；“蛮”则在元代语法化为包含程度量级的形容词。形容词“蛮”作状语，修饰性质形容词、能愿动词/心理动词以及表可重复动作行为的动词，在方言中分别语法化为程度副词、频率副词，或伴随着填补声韵调配合空白的音变。明末清初，程度副词“蛮”出现于中部方言，并向通语和周边方言扩散；频率副词“蛮”目前发现存在于汉中方言、黄冈方言，其语法化当始于明末清初。

喀尔喀蒙古语中的自由选择结构由wh-疑问词与助词l和bol组成。形式语义分析表明，bol作为条件句标记引入可能性情态，而l充当排他焦点标记，对条件句前件中的替代选项逐一限制。此外，非完整事件体标记-dag和-na对可能情境进行全称量化，从而生成自由选择解读。各语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种能够表达普遍自由选择意义的结构。跨语言比较显示，对个体进行间接全称量化是生成自由选择意义的一种有效策略，与藏语让步系词结构的对比揭示了相似的机制。

古代韩国汉字音一般是指7世纪朝鲜半岛统一之前韩语里汉字的读音。文章基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所见固有名词标记与吏读、乡歌材料，考察了古代韩国汉字音章组和以母的表现。通过将其与不同阶段汉语上古音比较，推定古代韩国汉字音章组和以母可以分成前期和后期两个层次。前期层次的典型特征为章母读*k-，以母读*l-，与谐声系统相符。后期层次的典型特征为章母和以母均读*t-，与银雀山汉简反映的音系相近。以往研究发现，韩国汉字音保留了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汉语读音。文章进一步论证，古代韩国汉字音内部有不同层次的叠置。这说明了上古韩汉接触的复杂性和连续性。未来有必要对古代韩国汉字音声韵表现展开系统研究，进一步厘清其内部层次。

曾侯乙墓竹简有173例“ ”，其中除了5例明确用作“制造”之“造”外，其他168例“名词+ ”的“ ”皆应读作表示“副倅”义的“簉”，指相关物品的附属物均已配备、具备。天星观楚简遣册、安岗楚简遣册中用“赅备”之“赅”表达此义，可与曾侯乙简中此类用法的“ ”形成互证。

山西方言清平清上合流与并州片平声不分阴阳的演变有不同逻辑起点，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古一个平声的保留，后者是两种调类的合流，不能相提并论。清平清上合流不仅受到调型调值相似的制约，更受到声调清浊性质的制约，一般只有清调与清调合流或浊调与浊调合流。清平清上合流应该在唐五代西北方言已经初露端倪，但二者作为独立调类真正的合流应该在全浊声母消失之后，甚至更加晚近的时代。清平清上合流的方向依据与周边阴平、上声分立方言的对应关系确定。

光绪年间彭州杨得春“《韵法全图》系列等韵文献”，对其在《直图》基础上改编的韵图等韵理论与反切理论进行了全面论述。韵图的等韵理论具有附会易学理论的色彩，列字也一定程度上受到《直图》与传统等韵理论的影响。如将三十二声母位与四象附会，要求将读塞音、塞擦音的平仄声全浊声母同读送气清声母等。不过《韵法全图》韵图列字以及该系列文献的相关论述还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语音特征。论文以《韵法全图》韵图为主要研究对象，参考了该系列文献的相关论述，从《韵法全图》与《直图》的对应关系、《韵法全图》列字以及相关语音论述等方面，分析归纳了其所反映的实际语音特征。与《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的比较反映，“《韵法全图》系列等韵文献”的实际语音与现代彭州等地方言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韵法全图》系列等韵文献”以易学理论附和韵图理论，是为了调和《直图》语音与实际语音的矛盾，《韵法全图》韵图列字及该系列等韵文献的等韵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清末彭州方言基础之上的，具有比较珍贵的四川方言历史语音研究价值。

文章通过两个脑电实验,分别考察了离合词合用与分用两种情况下的加工反应。实验结果显示，在孤立加工时，离合词同复合词、动宾短语诱发的脑电反应不具有显著差异；在加工离散状态下的离合词时，包含类离合词的句子诱发了更大波幅的N400成分，三类句子诱发的P600成分不具有显著差异。文章认为，在离合词的词汇知识中，存在离用与合用两种形态。在加工离合词句时，可以直接利用离散形式的结构知识进行加工。类离合词句的预期性低，但是仍可调用离合词的词汇知识，实现对结构的加工。实验结果表明，离散形式的生成与加工可能并不涉及复杂的句法推导过程，而是直接经过形式转喻，套用粘合式动宾结构的各类扩展模式。这使得句法加工过程更为便利。

侗台语终结义语素“完”“死”和量大义语素“多”均经过语义演变发展出高程度义，“完>最高程度义”经历了\[数量\]到\[程度\]的演变过程，“死>最高程度义”则经历了\[状态\]到\[程度\]的演变，二者是终结隐喻机制作用的结果。侗台语的“多”表示相对高程度义由量大义演变而来，属于增量隐喻。跨语言事实与认知加工模式表明，终结义语素比量大义语素更容易发展出高程度义功能，符合人类认知象似性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