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观察叹词作为应答语的语调模式与不同功能的关系，本研究把4种不同句子类型的前句（前件）和负载不同语调的4种叹词应答语（啊、欸、哦、嗯）（后件），通过组合合成出192个话对，由被试在8对（16种）应答功能间作听感选择，观察在汉语会话序列中前件类型与后件应答语之间的匹配度，以及叹词在不同语调下的功能取向。研究发现，根据后件应答功能选择结果推断得到的实际行为类型与前件句子功能类型大致吻合，但也突出呈现出前件形式与功能上的不对称性。应答者对叹词及其语调的选择同时影响被试对应答功能的选择，而其中语调的影响更明显。升或降两种语调可实现正负应答功能的基础区分，升降和降升等复杂语调的功能主要由曲拱后段的升降趋势决定。

文章详细考察了确认型递进句的互动功能和评价表达，发现该句式用于评价活动是对已有评价进行确认性回应后再推进到言者的评价，在语篇里有相对稳定的位置分布以及弱化分歧或强化赞同的互动功能，可联盟受话者。分句间是否隐含转折性决定其互动功能是弱化分歧还是强化赞同。其评价义来自评价性词语、比较、递进关联等评价性手段，这些手段分别涉及评价参数、评价的本质和评价的量级差异。该句式内部有实施不同评价行为的三种类型，最常实施的评价行为是使用不同词语评价同一对象。其分句关系、互动功能、评价性手段和评价行为有内在联系。

“玩耍”义动词是人类语言的基本词。客家方言“宁石话”有一个玩耍义动词，一般记音\[ho\]、\[hui\]、 \[xi\]、\[vi\]、\[vi\]、\[fei\]等，也说双音节的\[huai tshau\]、\[fei tshau\]等。综合汉语史和方言使用情况来看，该词应写作“坏”和“坏钞”，是从近代汉语中表示花钱义的“坏钞”演变来的。与之毗邻的赣方言抚广片的玩耍义动词“猥”本字也宜写作“坏”，二者实为同一个词。这再次说明了客家方言宁石话同赣方言的密切关系。

自然语言有关表达中潜藏了丰富的预期和常识，让转复句“虽然A，但是B”格式是其中的代表。从语言学知识应用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看，挖掘语言中的常识有助于构建常识库，支持常识推理。研究过程是通过构建“取反→简化→补全→泛化→联结”的形式化操作流程，提取让转复句中蕴涵的预期信息，证明语用信息也能通过形式化方式提取。根据格式中“A”和“綈B（非B）”是否存在因果关联，让转复句中的预期可分为基于直觉推理的预期、基于经验的预期和基于百科知识的预期三类。根据“A”和“綈B”的语义关联性及推理方式，基于直觉推理的预期可作进一步分为属性类推、属性对比、量级类推、属性继承、属性值保持，属性值趋同六类；按照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基于经验的预期可分为基于时序的预期和基于共现的预期两类。其中，基于经验的预期和基于百科的预期可以归纳为常识，收集并构建常识库。最后举例介绍了怎样利用本文抽取的小型常识库进行智能问答和溯因推理。

战国“履”的字形和{屦}的用字存在文字异形问题，受“书同文”政策的影响，这一问题在秦王政时期得到了解决。考察先秦至西汉早期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可知，同样是受“书同文”政策的影响，至迟在秦朝{履}最终替换{屦}而成为表示“鞋”义的常用词。这表明“书同文”政策确实对汉语用词的变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文章讨论汉语的动后限制及曼德语的动前限制：汉语在动词之后能容纳的句法成分和曼德语在动词之前能容纳的句法成分的数量均受限，呈现出和一般SVO、SOV语言不同的语序类型特征。汉语普通话的动后限制存在个别例外，但这些例外结构在使用上都受到种种限制。动后限制和动前限制均属于特定位置容纳成分数量受限的语序，简称为“成分数量受限语序”，区别于人类语言中常见的“定性语序”和“定位语序”。成分数量受限语序的提出及与定性、定位语序的区分将丰富对语序类型学的认识。

文章以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经为主要语料，从语法化环境具有连续性的理论出发，讨论了中古汉语时期“转”的各种副词用法演变的语法化环境。这一时期“转”有程度副词、情状副词和语气副词三种用法，它们都是由“变化”义的动词“转”语法化而来，新的语法功能经桥梁环境、在转换环境中最终形成，而“转换环境”是可以采用一定的形式标准将其识别出来的。文章最后还讨论了基本见于佛经的“转复”“转便”“转更”的副词用法，指出它们源于不熟悉汉语的译经僧人（二语习得者）的学习偏误。

潮州话入声短促未舒化，且口塞尾与喉塞尾成系统对立。采用声学实验方法对比分析潮州话口塞尾韵、喉塞尾韵与元音韵在负载句中主要的声学表征，可以发现口塞尾和喉塞尾在变异形式、时长分布、前接元音共振峰与发声态等方面存在重要差别。从声学角度来说，潮州话口塞尾韵与舒声韵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与调音有关的特征上，而喉塞尾与舒声韵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与发声有关的特征上。此外，实验结果还有助于解释闽南方言口塞尾韵与喉塞尾韵在结构类型上的不平衡，并为入声塞尾演变的语音细节和历史路径提供新的思路。

广西中南部汉、壮语共享两个特征，即量词重叠（CL+CL）表任指、“对”有存在动词、处所/时间介词的功能，模式语都是壮语，汉语复制了其语法功能。前一共享特征在如下结构的演变中获得，即：V1+CL+哪，CL+那+V2 > V1+CL，CL+V2> V1+CL+CL+V2，触发演变的语境是五言壮语歌谣。后一共享特征的来源是：壮族人意识到壮语的“V+ｔｅ1”与汉语官话的“V+对”是相对应的，推测出壮语的ｔｅ1就是官话的“对”，他们将壮语“ｔｅ1+N”结构类推为壮式官话的“对+N”。随着壮式官话“对+N”在宜州官话中的扩展，导致“对”获得存在动词、处所/时间介词的功能。

潮州方言的“还”除了做副词（还1），还可做句末语气助词（还2），构成“XP1+还2”句式。“还2”具备以下功能：（a）反驳语气词（还2a）；（b）肯定语气词（还2b）。“还”的语气词用法由表反预期义的语气副词，经过成分省略、重新分析而成。句法结构的变化，促使“还”的语义辖域重心前移，语义内容随之改变，由此进一步引发“还2a＞还2b”的语气功能演变。

文章讨论了新化话中的前置型话题标记“一个”\[ｉ21ｋ\]和“你个”\[n[DD(-1*9/9][HT][DD)]21·ｋ \]的句法分布，说明了新化话的前置型话题标记和日语、韩语等语言的话题标记一样没有句类限制。根据语法化理论，文章认为话题标记“一个”和“你个”由指示代词“一个”和“你个”虚化而来，因此二者受“语义滞留”现象的影响，随着话题所指对象与说话人之间的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的不同，分布情况会有明显的差异。

从闽东方言的闽清县坂东镇新近出现的变韵现象出发，通过声学分析发现，变韵在不同声调条件下有不同的时长结构。闽东南北两片代表性方言（福州、连江、宁德、周宁）松紧复合韵母的声学分析显示，声调对元音时长的影响在先，继而元音时长的改变诱发其响度增减。因此，也可以说，声调影响元音时长，元音时长与相对响度相关，三者共同构成闽东方言变韵的机制。最后，结合闽东方言韵母的共时特点和历史演变，可以将变韵的基本规律归纳为首成分扩张与尾成分扩张两大类型，各韵母依声调环境而沿不同的方向演变。

文章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描写和解释赣语莲花方言指示词和指示词短语的特点。莲花方言有三个基本指示词，其中近指的\[ku35\]和远指的\[k35\]既能用作个体指示词，也可用作处所指示词；\[ku35\]既能用作近指指示词，也有中性指示词的用法。莲花方言有指量名短语和定指处所定语结构（即“DemLoc\[ku\]ClN”）两个指示词短语，前者直接指称人或事物，后者通过指示某人或事物所处或关联的位置来迂回指称该对象。这些共时状态是历时演变的结果，不同时期的指示词和指示词短语的新老用法共存从而导致现代莲花方言中指示词系统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文章在揭示莲花方言指示词和指示词短语的特点的基础上探讨跨语言中指示词演变的共性与个性，以阐释共时描写与历时构拟、具体方言研究与跨方言/跨语言研究之间的关系。

赣语宜春话中能用在人称代词后的复数标记有“俚”和“几个”两个，二者有一系列语义差异且共现时只有“代词+俚+几个”的语序。考察后发现，“俚”的语义是“最大化算子”，作用于语境中符合描述的最大个体，构成有定的复数个体。“几个”是“群体算子”，作用是将有定的复数个体再次“打包”成一个整体。在复数分裂理论下，“俚”和“几个”代表了复数标记两种新的不同类型，占据不同的句法位置。

《横图》是通过增列四声重出字的方式，在《切韵射标》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切韵射标》的实际语音特征与《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一致。《书文音义便考私编》是以南京音为基础，对《洪武正韵》音系进行改订的等韵化韵书，创造了以“呼名”对同一韵中声母相同而读音不同的小韵进行辨析的术语体系，同时又保留了各韵母及韵字来源上的区别。《切韵射标》是以横列传统三十六字母的方式，参考《诗韵》，以韵母为单位，将《书文音义便考私编》各韵类按音韵来源重新编排的韵图。《切韵射标》的编撰体例、韵系结构、韵图附注、呼名、列字乃至切韵法都受到《书文音义便考私编》的影响。《切韵射标》发展和完善了“呼名”，将“呼名”作为韵母特征分类的术语，汉语四呼由此定型。“混呼”是指《切韵射标》混列了《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不同的韵母，或不同韵母的切字，是一种特殊的列图方式。《切韵射标》韵图附注是对实际语音与韵图语音差异的辨析。梳理《横图》与《切韵射标》《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之间的源流关系，是客观、准确地认识《横图》理论来源、编撰特征、音系基础、语音性质，从源头上釐清《横图》系列韵图等韵理论传承发展关系的前提。

《中原音韵》已出现内转庄组字并入精组的现象，表明古庄组字依内外转对立的“南京型”不仅仅是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的特征。宋代南北通语的相互交融是《中原音韵》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南北官话方言古知庄章声母的演变特征与阿尔泰语和壮侗语的底层特征有关。

文章分析了晚清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北京话和常州话的对音材料，并结合93个常州地区方言点的共时调查材料，拟测一百四十年前的常州话的面貌。然后和赵元任于1928年记载的常州话比较，梳理了1878年至1928年五十年间发生的诸多音韵变化，并给出解释。通过本个案研究，文章揭示了明清小说中的方言语料对方言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强调把文献材料和共时调查得到的方言地理材料结合，对研究方言的区域性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嘉戎语组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包括嘉戎语、拉坞戎语、霍尔语。本文分析了中部霍尔语道孚方言的词汇名物化与子句名物化的类型学特征，并在嘉戎语组内部与嘉戎语、拉坞戎语和霍尔语群的不同方言作历史比较，探讨嘉戎语组的名物化形态及句法结构在不同历史层次中的构拟、创新和发展，目的是为构建霍尔语的类型学语法体系提供名物化描写材料，并为嘉戎语组的形态构拟和语言及方言的系属分类提供名物化证据。

文章观察到在晋语平遥方言中动量成分可以出现在由“V给”构成的双宾结构中，形成非常有特色的“复合式动量双宾”结构，如“踢给兀家一脚”“冻给狗日一晚间”“跌给你一跤”等。平遥话中的“复合动量双宾式”不仅丰富了汉语双及物和致使范畴的表现形式，也展示了“V给”结构经由“双及物”到“致使”的独特发展路径。文章论证了平遥话中的“动量双宾式”既可以表达“给予”义，又可以表达“致使”义。其中，“踢给兀家一脚”类“动量双宾式”是把动作隐喻为转移物的“双及物结构”；而“冻给狗日一晚间”“跌给你一跤”类“动量双宾式”是可以表达“使令”及“允让”情景的致使结构。给予义“动量双宾式”中的“给”表示“给予义”，允准“准动量”；而致使义“动量双宾式”中的“给”表示“蒙受义”，允准“真动量”。伴随着“给”及“动量成分”的性质变化，“动量双宾式”展示出“给”字结构经由双及物结构向致使演变的独特类型。

汉译佛经中，经常见到“在所V”和“在所N”两种结构。“在所V”应分析为“在/所V”，可理解为“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在”表“任凭”，是“自在”的省缩；“在所N”应分析为“在所/N”，可理解为“任何N”，N一般为表方所的名词。“在所”的成词是在“在所V处”这一结构中完成的：汉语的“在所V处”原本是介词“在”与方所宾语组合，因常用来翻译梵语表方所的关系小句，获得了任指义，由于“所”字功能的变化，加之四字格和双音化影响，“在/所V处”发生了重新分析，成为“在所/V处”，“在所”就成为一个主要修饰方所成分、表任指的词。“在在”则是对原典语言仿译，“在”也是来自表方所的“在”。

“咪”是广州话中常见的表禁止或劝阻的否定副词。根据方言调查语料和方言历史文献，从音义两方面证明广州话禁止词“咪”确实是来自否定结构“唔使”的合音。合音形式“咪”原本和否定结构“唔使”里的“使”一样读阴上调，今读阳上调是根据合音形式的声母为次浊而作出的声调调整；历史上的“唔使”兼有必要性否定和禁止性否定两种用法，“唔使”合音为“咪”是在禁止祈使句中实现的，合音词“咪”继承的是“唔使”的禁止性否定用法。

文章根据词义消歧即将词义回归语境这一特性，提出了一种基于节点词全句共现的动态词义消歧方法。该方法首先以全句为窗口限定节点词的使用语境，其次使用互信息（MI）、卡方检验（χ2检验）和相对词序比（RRWR）等统计方法抽取节点词的语义相关词，并参照《同义词词林》构建相关词语义范畴库，最后以共现频数作为加权系数，依靠单义词语义聚类分布率对中低频共现多义词进行消歧。采用该方法对与“美丽”共现的1030个小于7义类的多义词进行消歧的测试试验中取得了85.2%的正确率。

功能上，吴语台州片临海古城方言“是”在名词谓语句中表达等同和分类语义，或作为焦点标记，也可用在呈现句中。但它不能用作话题标记、强调副词或祈使句回应形式。形式上，“是”存在舒声和促化入声两读，两者分布上呈现互补性：只有处于句末、与否定词“弗不”搭配或者“正是”中“是”才读舒声，其他倾向于读入声。系词舒促两读情况在吴语台州片（特别是临海、仙居两地）及婺州、处州地区均相当常见，通过多点方言比较，“是”的促化一定程度上可用信息承载量高低来解释。促化音“是”在南北吴语分布上的差异，提醒我们注意要将句法层面“是”的促化与构词层面“是”的促化结合起来加以分析。

文章研究现代汉语里句法成分的语气化现象，即句法成分或结构体的语气功能凸显而其句法与语义功能削减甚至丧失的现象。文章指出了句法成分语气化的特点与判别标准，描述了三类句法成分的语气化现象及其功能演化的成因与条件：“准情态副词”由句法成分原位演化形成，“准语气词”由小句合并形成，“语气化结构”由直接添加专用的语气成分形成。文章还对诱发句法成分语气化的诸因素做了分析与讨论。

不同语系的语言中普遍存在韵律构词机制，词不仅是词法的产物也受到韵律的制约。但羌语的韵律构词规则尚未受到关注。立足前人对羌语各方言丰富的田野调查，文章从韵律语法视角入手，探讨羌语韵律词的类型及其对羌语构词的影响，并得到两个重要结论：1）和汉语、景颇语类似，羌语的韵律词由双音节音步实现，这反映了汉藏语系语言音节计数的特点；2）羌语的韵律词影响和控制了羌语的构词，韵律词是羌语复合构词、紧缩构词和凑补构词的前提和基础。这对羌语的构词、羌语和羌语支的语系定位以及汉藏语系的类型学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以往研究采用传统题元理论来定义“一张床睡三个人/三个人睡一张床”这类结构中数量名短语的语义角色，不能反映该类句式中的句法语义关系。其中的数量名短语并非是由动词“睡”进行选择并指派题元的论元，而是由具有分配义内涵的数量算子“每”执行语义和语类选择的次范畴化成分。因此，数量对举供用句才应该是更为恰当的称谓，必须成对出现的两个名词短语都是纯粹表数量的无定词组，从而可以满足功能中心语“每”的语类选择和语义要求。依据最简方案的语法架构，狭义句法（NS）完成句法体的移交后，概念意愿系统（CI）依据中心语“每”的分配义内涵和数量名短语间的成分统制关系为“供”句和“用”句指派语义表征，而感觉运动系统（SM）则依据功能性词素和方式类附加语二者在拼读方面都具备的可选性组配生成四类不同但却有机关联的变体句式。

本文指出闽方言支韵有五个层次，脂韵有四个层次，之韵有三个层次，闽南、闽东、闽北、闽中及莆仙均有一致的对应。其中支韵I层读如歌韵，为上古读音层，支韵II层读如灰韵，支韵III层与壮侗语特点有关，支韵IV层为i及其变体，闽东、闽北、闽中支韵的ie不是反映《切韵》时期的读音，而是后来的音变，与i应属同一层次，支韵V层为文读层。本文还利用层次相似度来讨论吴闽关系，南部吴语与闽语支脂之三韵综合层次相似度为64%。

汉语名-量构词除了表达名语素的概念意义外，还自带类指集合这一特殊语法意义，这与名-量构词特有的组构特征及生成机制密切相关。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名-量构词的结构类型和词汇意义的描写，缺乏对此类构词组构方式和语义变化内在语法理据的探讨。文章基于分布式形态学（DM）理论，从句法的视角探寻名-量构词形成的句法条件，并依托句法结构阐释名-量构词语法意义的来源。文章认为量语素是功能性语素成分，名-量构词是依托句法结构而生成的附加式名词结构形式。名语素与量语素结合，受到功能性量语素的驱动，在词语生成过程中，通过移位获取了名词短语结构中不同层级功能性中心成分的语法特征，进而词汇化为带有语法意义的词汇，其本质是语法词。

本文以景颇语中声调交替的致使动词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对该现象提出构拟和解释。本文论证了景颇语致使范畴的声调交替源自致使前缀脱落这一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并参照基兰提支语言的相关现象提出了另外一种更可行的分析，即景颇语致使范畴的声调交替不是因致使前缀脱落造成的变化，而是施用态t后缀脱落留下的痕迹。

“卞”“弁”均是晚出的字形。有学者将“卞”字的形体与战国楚文字中出现的“鞭”之古文“   ”一类形体相联系，认为“卞”由这类字形的分化省简而来，也有学者认为“卞”为“弁”之俗体或省文。文章通过梳理相关字形，认为“卞”形出现于东汉前后，楚简中的“   ”类字形与后世“卞”的字形并无关联，只是偶然造成的局部同形而已。而“弁”形的出现则要晚至约后赵时期，是隶书楷化的结果。隶、楷书中的“卞”与“弁”字，应均由早期隶书中的“   ”形分化演变而来。

台语系词很可能在唐宋产生，但当时未发展成熟，这是台语系词中固有词与汉语借词共存的主要原因。台语系词大致有：1）源于“（打）中”义动词的固有词；2）源于“成为”义动词的固有词；3）汉语借词“着”；4）汉语借词“正”；5）汉语借词“是”；以及来源不明的l3/le1。它们产生（借入）时间顺序很可能是：源于“（打）中”义动词的系词→源于“成为”义动词的系词→汉语借词“正”→汉语借词“是”/“着”。l3/le1具有系词功能的时间难以判断。“（打）中”义词、“正确”义词、系词同形，很可能是部分语言的共同特征。几个汉语借词中，“正”“着”的系词功能来自对壮语相应词的语义复制；“是”则是直接以系词功能借入。
固有词是否演变成系词，与相应区域受汉语影响深浅紧密相关。

汉语普通话和方言的极性问句按照信疑态度可以分为两类，“吗”字问和语调问句涉及言者的信疑态度（具备\[+信疑态度\]特征），正反问和F-VP问句不涉及信疑态度（具备\[-信疑态度\]特征）。极性问句不同成员的信疑态度又与它们的标句位置呈现对应关系，带\[-信疑态度\]特征的正反问和F-VP问句在谓头（时态短语TP层）标示疑问，带\[+信疑态度\]特征的“吗”字问和语调问在非谓头（标句短语CP层）标示疑问。“标句位置-信疑态度”对应关系的结构理据可以从生成语法制图理论的句法分层假设得到解释，同时可以从跨语言的角度加以验证。

通过字形排比分析，指出《说文》小篆之“殺”字实从殳从豕，当隶定为“豛”，会以殳击杀豕之义；甲骨文和金文之“ ”字应从吴振武看法释为“殺”，会杀人之意；甲骨文之“ ”字亦应释“殺”，会杀猪之意，与“ ”是会意方式不同的异体字关系；甲骨文之“ （或 ）”字和师旂鼎之“ ”字均应释为“毙”，会以攵（或殳）击虫且血滴四溅之意。

《广韵》具有一组侵-盐异读字，异读字的形成与上古荆楚、巴蜀、齐鲁方言的侵谈相通现象有关。盐韵一读为外来读音，与侵韵一读同处于中古标准语音系，并在后代演变中取代侵韵一读，反映了异源层次的现象。上古荆楚、巴蜀、齐鲁方言在出土、传世文献中具有丰富的侵谈相通例证，可支持异读分析得出的方音结果。侵谈相通的语音基础是侵部在方言中为低元音音值。侵-盐异读的成因及层次分析可为历史方音与方言接触研究提供新思路。

《魏书》中有几条避讳材料，涉及到喻四与定纽的关系，自古以来意见不一，而同期文献里，也出现了不少。通过相关材料的排比分析，并结合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中辅音d与j的演变规律，可以看出中古时期汉文文献中喻四与定纽的混读是受到阿尔泰语系语言影响所致。正因为阿尔泰语系在中古时期正经历d＞j这一变化，使得边疆地区常与鲜卑、突厥/回鹘、蒙古语言接触的汉语方言里仍然保留喻四与定纽读音交错的现象，虽然在同期汉语通语里这一变化已经完成。

“哪怕”除了在复句中作让步条件连词外，还可以在单句中作焦点助词，这是小句整合的结果。“哪怕”小句最初以插入语的形式进入主句，句法降级后成为依附性成分。在单句内，“哪怕”对后续的量级成分进行焦点凸显，通过极量蕴含周遍量，形成强调表达，表现言者的情感、态度和认识。推动“哪怕”小句整合的动因是信息结构的完形重塑，“哪怕”小句作为插入语与中心语句法位置相邻是整合发生的重要句法条件，去句化、句法降级和语调融合是其整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