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考察了确认型递进句的互动功能和评价表达，发现该句式用于评价活动是对已有评价进行确认性回应后再推进到言者的评价，在语篇里有相对稳定的位置分布以及弱化分歧或强化赞同的互动功能，可联盟受话者。分句间是否隐含转折性决定其互动功能是弱化分歧还是强化赞同。其评价义来自评价性词语、比较、递进关联等评价性手段，这些手段分别涉及评价参数、评价的本质和评价的量级差异。该句式内部有实施不同评价行为的三种类型，最常实施的评价行为是使用不同词语评价同一对象。其分句关系、互动功能、评价性手段和评价行为有内在联系。

当代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哲学、神经科学等学科一起被归为认知科学的子学科。然而理论语言学作为当代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区别于概率论占主导地位的其他认知科学子学科，坚持采用绝对范畴法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介绍在国外迅速发展并在理论语言学不同子领域广泛应用的概率论前沿研究，强调应将关注语言静态特性的传统绝对范畴法和强调语言动态特征的概率论相互结合，从而推动国内外理论语言学的研究，为认知科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自然语言有关表达中潜藏了丰富的预期和常识，让转复句“虽然A，但是B”格式是其中的代表。从语言学知识应用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看，挖掘语言中的常识有助于构建常识库，支持常识推理。研究过程是通过构建“取反→简化→补全→泛化→联结”的形式化操作流程，提取让转复句中蕴涵的预期信息，证明语用信息也能通过形式化方式提取。根据格式中“A”和“綈B（非B）”是否存在因果关联，让转复句中的预期可分为基于直觉推理的预期、基于经验的预期和基于百科知识的预期三类。根据“A”和“綈B”的语义关联性及推理方式，基于直觉推理的预期可作进一步分为属性类推、属性对比、量级类推、属性继承、属性值保持，属性值趋同六类；按照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基于经验的预期可分为基于时序的预期和基于共现的预期两类。其中，基于经验的预期和基于百科的预期可以归纳为常识，收集并构建常识库。最后举例介绍了怎样利用本文抽取的小型常识库进行智能问答和溯因推理。

因缺乏丰富的形态句法标记，汉语指称化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和挑战性的研究问题。面对此种情况，文章遵循生成类型学的研究思路，通过提供一个基于语义功能的多语言兼容的句法框架，将印欧语系语言中由显性标记启发得到的见解融合到了对汉语指称化现象的分析中。而由此得到的汉语指称化现象分类，也进一步在《人民日报》的1300句语料中得到了广泛的考察和实践。基于此，文章对汉语中不同形式的谓词性成分指称化的作用机制、它们之间句法语义性质的联系和差异、以及指称化的作用范围等问题做出了回答。同时，对指称化现象的研究也进一步加深了对词类、论元结构等相关概念的理解。

潮州话入声短促未舒化，且口塞尾与喉塞尾成系统对立。采用声学实验方法对比分析潮州话口塞尾韵、喉塞尾韵与元音韵在负载句中主要的声学表征，可以发现口塞尾和喉塞尾在变异形式、时长分布、前接元音共振峰与发声态等方面存在重要差别。从声学角度来说，潮州话口塞尾韵与舒声韵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与调音有关的特征上，而喉塞尾与舒声韵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与发声有关的特征上。此外，实验结果还有助于解释闽南方言口塞尾韵与喉塞尾韵在结构类型上的不平衡，并为入声塞尾演变的语音细节和历史路径提供新的思路。

[本刊编辑部按] 在《语言科学》创刊一周年之际，本刊曾推出《〈语言科学〉刊发论文的学术规范》一文。此后每年，为加强学风建设，保障学术自由，促进学术交流、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规范语言科学研究工作，《语言科学》都会重新发表《规范》的修订版，与学界同仁共勉。本文的撰述是《语言科学》编辑部为致力于语言学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的学术规范所做的一种尝试；也有增加本刊编辑过程的透明度，敬请广大读者与作者加强对本刊工作监督之意。学术规范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建设，希望我们大家共同遵守，共同推动语言学学术规范的建设。由于这方面的学术规范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本文尚存在不少问题，欢迎读者们提出进一步的建议。本文的撰写参阅了国际上一些有影响的刊物的规范与通行的标准，还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

本刊编辑部按 近日，本刊主编、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杨亦鸣教授就世界语言大会及成果文件《苏州共识》，接受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访谈。值此世界语言大会召开十周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本刊编辑部特刊登该访谈录以为纪念和祝贺。

《中原音韵》已出现内转庄组字并入精组的现象，表明古庄组字依内外转对立的“南京型”不仅仅是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的特征。宋代南北通语的相互交融是《中原音韵》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南北官话方言古知庄章声母的演变特征与阿尔泰语和壮侗语的底层特征有关。

赣语宜春话中能用在人称代词后的复数标记有“俚”和“几个”两个，二者有一系列语义差异且共现时只有“代词+俚+几个”的语序。考察后发现，“俚”的语义是“最大化算子”，作用于语境中符合描述的最大个体，构成有定的复数个体。“几个”是“群体算子”，作用是将有定的复数个体再次“打包”成一个整体。在复数分裂理论下，“俚”和“几个”代表了复数标记两种新的不同类型，占据不同的句法位置。

文章分析了晚清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北京话和常州话的对音材料，并结合93个常州地区方言点的共时调查材料，拟测一百四十年前的常州话的面貌。然后和赵元任于1928年记载的常州话比较，梳理了1878年至1928年五十年间发生的诸多音韵变化，并给出解释。通过本个案研究，文章揭示了明清小说中的方言语料对方言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强调把文献材料和共时调查得到的方言地理材料结合，对研究方言的区域性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声调变异是社会语音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山东桓台方言属于冀鲁官话沧惠片章桓小片，传统方言调查认为桓台方言的阳平上是一个高平调，调值记为/55/。董文琪和刘文（2021）研究表明阳平上并非一个典型的高平调，其调型在老派和新派中存在变异。文章通过声学分析和感知实验考察桓台方言阳平上的变异情况。声学分析显示阳平上的音高曲线存在下降趋势，且老派降幅大于新派。此外，在音高分布上，阳平上与去声、入声存在部分重叠。感知方面，辨认实验和区分实验显示阳平上与去声之间为范畴感知模式，阳平上与入声之间为准范畴感知模式。据平调的感知判定方案，这一结果表明，相对于去声，阳平上在调型上更接近入声。结合声学分析和感知实验结果，在演变速率上，新派快于老派，女性快于男性；在演变方向上，阳平上的调型总体从降变为平，新派发音尤其是新派女性发音的阳平上已更接近平调。最后，结合分散理论，文章认为母语者为了实现正处于变异之中的阳平上与系统中其他声调的区分，在不同声调对立中采取了不同的区分策略。

学界对甘青汉语“说”类标记的功能一直存在争议。文章以甘青汉语临夏方言为考察对象，提出句末的“说”具有引语标记和传闻示证标记两种功能，二者在标记的句型、共现的动词类型、对句子是否有语义贡献、以及信息来源是否明确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认为，引语标记“说₁”处于小句标句词短语的核心（C⁰），而传闻示证标记“说2”处于更高的句法位置，即示证短语的核心（Evidential⁰）。临夏方言“说”类标记的共现现象、引语标记和传闻示证标记的双重功能以及小句的强制限定性等特征表明它是在长期的语言接触影响下，借用蒙古语族语言引语动词ge的语法功能，从而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其他汉语方言的新型标记模式。

文章测量了侗语8个方言点与送气塞音声母相关的三个参数，即代表送气长短的VOT、代表送气声母后接元音音高的F0、代表气声化程度的谐波差H1 H2，发现听感上差不多的音类，在不同方言，甚至同一个方言不同调类，三个参数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这些不同，很大程度上源于音类演变的程度不同。由这些不同推测，侗语声母送气引起气调产生的音变过程，源于送气特征逐步消退，元音不断气声化，声调的音高逐渐降低，直至产生调类的分化，在此之后，又有送气的彻底消失和发声态差异的消失。可以看出，侗语声母送气引起气调的过程，是一个基于多个特征逐步发生变化的复杂渐变过程。

文章观察到在晋语平遥方言中动量成分可以出现在由“V给”构成的双宾结构中，形成非常有特色的“复合式动量双宾”结构，如“踢给兀家一脚”“冻给狗日一晚间”“跌给你一跤”等。平遥话中的“复合动量双宾式”不仅丰富了汉语双及物和致使范畴的表现形式，也展示了“V给”结构经由“双及物”到“致使”的独特发展路径。文章论证了平遥话中的“动量双宾式”既可以表达“给予”义，又可以表达“致使”义。其中，“踢给兀家一脚”类“动量双宾式”是把动作隐喻为转移物的“双及物结构”；而“冻给狗日一晚间”“跌给你一跤”类“动量双宾式”是可以表达“使令”及“允让”情景的致使结构。给予义“动量双宾式”中的“给”表示“给予义”，允准“准动量”；而致使义“动量双宾式”中的“给”表示“蒙受义”，允准“真动量”。伴随着“给”及“动量成分”的性质变化，“动量双宾式”展示出“给”字结构经由双及物结构向致使演变的独特类型。

汉译佛经中，经常见到“在所V”和“在所N”两种结构。“在所V”应分析为“在/所V”，可理解为“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在”表“任凭”，是“自在”的省缩；“在所N”应分析为“在所/N”，可理解为“任何N”，N一般为表方所的名词。“在所”的成词是在“在所V处”这一结构中完成的：汉语的“在所V处”原本是介词“在”与方所宾语组合，因常用来翻译梵语表方所的关系小句，获得了任指义，由于“所”字功能的变化，加之四字格和双音化影响，“在/所V处”发生了重新分析，成为“在所/V处”，“在所”就成为一个主要修饰方所成分、表任指的词。“在在”则是对原典语言仿译，“在”也是来自表方所的“在”。

主流的汉语语法学论著认为“既然”与“因为”句同属于因果句，“如果”句则属于条件（假设）句，就是说“既然”句与“如果”句是对立的。但通过对语言事实的深入分析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实际上，“既然”句具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用法，据此应归入不同的复句类别：“既然1”句，表达因果关系，其句法语义特征与“因为”句一致，可归入因果句；“既然2”句，表达条件关系，其句法语义特征与“如果”句一致，应归入条件句。

功能上，吴语台州片临海古城方言“是”在名词谓语句中表达等同和分类语义，或作为焦点标记，也可用在呈现句中。但它不能用作话题标记、强调副词或祈使句回应形式。形式上，“是”存在舒声和促化入声两读，两者分布上呈现互补性：只有处于句末、与否定词“弗不”搭配或者“正是”中“是”才读舒声，其他倾向于读入声。系词舒促两读情况在吴语台州片（特别是临海、仙居两地）及婺州、处州地区均相当常见，通过多点方言比较，“是”的促化一定程度上可用信息承载量高低来解释。促化音“是”在南北吴语分布上的差异，提醒我们注意要将句法层面“是”的促化与构词层面“是”的促化结合起来加以分析。

文章根据词义消歧即将词义回归语境这一特性，提出了一种基于节点词全句共现的动态词义消歧方法。该方法首先以全句为窗口限定节点词的使用语境，其次使用互信息（MI）、卡方检验（χ2检验）和相对词序比（RRWR）等统计方法抽取节点词的语义相关词，并参照《同义词词林》构建相关词语义范畴库，最后以共现频数作为加权系数，依靠单义词语义聚类分布率对中低频共现多义词进行消歧。采用该方法对与“美丽”共现的1030个小于7义类的多义词进行消歧的测试试验中取得了85.2%的正确率。

汉语普通话和方言的极性问句按照信疑态度可以分为两类，“吗”字问和语调问句涉及言者的信疑态度（具备\[+信疑态度\]特征），正反问和F-VP问句不涉及信疑态度（具备\[-信疑态度\]特征）。极性问句不同成员的信疑态度又与它们的标句位置呈现对应关系，带\[-信疑态度\]特征的正反问和F-VP问句在谓头（时态短语TP层）标示疑问，带\[+信疑态度\]特征的“吗”字问和语调问在非谓头（标句短语CP层）标示疑问。“标句位置-信疑态度”对应关系的结构理据可以从生成语法制图理论的句法分层假设得到解释，同时可以从跨语言的角度加以验证。

本文指出闽方言支韵有五个层次，脂韵有四个层次，之韵有三个层次，闽南、闽东、闽北、闽中及莆仙均有一致的对应。其中支韵I层读如歌韵，为上古读音层，支韵II层读如灰韵，支韵III层与壮侗语特点有关，支韵IV层为i及其变体，闽东、闽北、闽中支韵的ie不是反映《切韵》时期的读音，而是后来的音变，与i应属同一层次，支韵V层为文读层。本文还利用层次相似度来讨论吴闽关系，南部吴语与闽语支脂之三韵综合层次相似度为64%。

在由“形容词+名词”构成的汉语定中结构中，多个形容词同现遵循特定的语序规则：“状态形容词>性质形容词/区别词”。该规则主要基于单音节和多音节形容词的观察和比较得出，在双音节形容词的适应性方面尚存在争议。为此，本文拟通过眼动实验考察多重形容词共现的认知机制，即类型迥异的双音节形容词如何通过改变排序方式来影响定中结构的加工。结果发现：1）状态形容词比性质形容词加工难，二者的区分具有心理现实性；2）正序结构比逆序结构加工更难，同为逆序结构的条件下，“区别状态”比“区别性质”结构加工更难；3）从总体加工难度看，汉语双音节多重形容词遵循优先序列“状态形容词>性质形容词>区别词”（>代表“先于”），所形成的定中结构属于无标记结构；4）实验中被试的语序敏感度影响定中结构的加工，多重因素导致应答的高错误率。

文章研究现代汉语里句法成分的语气化现象，即句法成分或结构体的语气功能凸显而其句法与语义功能削减甚至丧失的现象。文章指出了句法成分语气化的特点与判别标准，描述了三类句法成分的语气化现象及其功能演化的成因与条件：“准情态副词”由句法成分原位演化形成，“准语气词”由小句合并形成，“语气化结构”由直接添加专用的语气成分形成。文章还对诱发句法成分语气化的诸因素做了分析与讨论。

不同语系的语言中普遍存在韵律构词机制，词不仅是词法的产物也受到韵律的制约。但羌语的韵律构词规则尚未受到关注。立足前人对羌语各方言丰富的田野调查，文章从韵律语法视角入手，探讨羌语韵律词的类型及其对羌语构词的影响，并得到两个重要结论：1）和汉语、景颇语类似，羌语的韵律词由双音节音步实现，这反映了汉藏语系语言音节计数的特点；2）羌语的韵律词影响和控制了羌语的构词，韵律词是羌语复合构词、紧缩构词和凑补构词的前提和基础。这对羌语的构词、羌语和羌语支的语系定位以及汉藏语系的类型学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台语系词很可能在唐宋产生，但当时未发展成熟，这是台语系词中固有词与汉语借词共存的主要原因。台语系词大致有：1）源于“（打）中”义动词的固有词；2）源于“成为”义动词的固有词；3）汉语借词“着”；4）汉语借词“正”；5）汉语借词“是”；以及来源不明的l3/le1。它们产生（借入）时间顺序很可能是：源于“（打）中”义动词的系词→源于“成为”义动词的系词→汉语借词“正”→汉语借词“是”/“着”。l3/le1具有系词功能的时间难以判断。“（打）中”义词、“正确”义词、系词同形，很可能是部分语言的共同特征。几个汉语借词中，“正”“着”的系词功能来自对壮语相应词的语义复制；“是”则是直接以系词功能借入。
固有词是否演变成系词，与相应区域受汉语影响深浅紧密相关。

基于与行为事件之间的关系，时间副词可以分为时间情状与时间框架两类，本文一共讨论了27个时间副词的语义来源及形成机制。时间情状副词其源头动词的语义都是综合性的，语义演变的过程就是其他语义要素消失、只剩下情状方式这一个语义要素，同时经历了从描摹自身的动作情状转而描摹所修饰的动词性成分的时间情状这一过程，属于单纯的隐喻过程。时间框架副词其源头动词的语义是作为整体进入时间义的。要演变为时间框架副词，首先需要进入事件序列，在语篇中与行为事件构成时间框架关系，进而获得时间功能。这一路径的词基本上都存在重新分析的阶段，语义演变是一个转喻过程。

以往研究采用传统题元理论来定义“一张床睡三个人/三个人睡一张床”这类结构中数量名短语的语义角色，不能反映该类句式中的句法语义关系。其中的数量名短语并非是由动词“睡”进行选择并指派题元的论元，而是由具有分配义内涵的数量算子“每”执行语义和语类选择的次范畴化成分。因此，数量对举供用句才应该是更为恰当的称谓，必须成对出现的两个名词短语都是纯粹表数量的无定词组，从而可以满足功能中心语“每”的语类选择和语义要求。依据最简方案的语法架构，狭义句法（NS）完成句法体的移交后，概念意愿系统（CI）依据中心语“每”的分配义内涵和数量名短语间的成分统制关系为“供”句和“用”句指派语义表征，而感觉运动系统（SM）则依据功能性词素和方式类附加语二者在拼读方面都具备的可选性组配生成四类不同但却有机关联的变体句式。

汉语名-量构词除了表达名语素的概念意义外，还自带类指集合这一特殊语法意义，这与名-量构词特有的组构特征及生成机制密切相关。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名-量构词的结构类型和词汇意义的描写，缺乏对此类构词组构方式和语义变化内在语法理据的探讨。文章基于分布式形态学（DM）理论，从句法的视角探寻名-量构词形成的句法条件，并依托句法结构阐释名-量构词语法意义的来源。文章认为量语素是功能性语素成分，名-量构词是依托句法结构而生成的附加式名词结构形式。名语素与量语素结合，受到功能性量语素的驱动，在词语生成过程中，通过移位获取了名词短语结构中不同层级功能性中心成分的语法特征，进而词汇化为带有语法意义的词汇，其本质是语法词。

通过字形排比分析，指出《说文》小篆之“殺”字实从殳从豕，当隶定为“豛”，会以殳击杀豕之义；甲骨文和金文之“ ”字应从吴振武看法释为“殺”，会杀人之意；甲骨文之“ ”字亦应释“殺”，会杀猪之意，与“ ”是会意方式不同的异体字关系；甲骨文之“ （或 ）”字和师旂鼎之“ ”字均应释为“毙”，会以攵（或殳）击虫且血滴四溅之意。

元白话中常用于句末的“有”字多见于两式：“N+有”表“存在于N”或“领有N”；“V（+助词）+有（+助词）”表示V的各类时体信息。两式中的“有”都对译中古蒙古语动词/助动词a-、bü-。在明初反映双语者口语的《正统临戎录》中，“N+有”式出现了表示时间的用法，是表示处所的“N+有”式在双语者口语中发生的扩展；“V+有”式出现了表将来、祈使的用法，是早期“V+有”式先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发生分化，口语中专表现在的“V+有”同中古蒙古语中的现在-将来时词尾产生对应关系，进而移植了其将来、祈使用法。这一个案说明：1）关涉不同制作者、使用者的语言接触文献，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必要分类调查；2）多义功能性语素的不同句法功能之间也可能发生移植，移植不但存在于间接接触中，还存在于直接接触中。

《魏书》中有几条避讳材料，涉及到喻四与定纽的关系，自古以来意见不一，而同期文献里，也出现了不少。通过相关材料的排比分析，并结合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中辅音d与j的演变规律，可以看出中古时期汉文文献中喻四与定纽的混读是受到阿尔泰语系语言影响所致。正因为阿尔泰语系在中古时期正经历d＞j这一变化，使得边疆地区常与鲜卑、突厥/回鹘、蒙古语言接触的汉语方言里仍然保留喻四与定纽读音交错的现象，虽然在同期汉语通语里这一变化已经完成。

文章以“头”“发”为例，运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探讨了壮语核心词的接触变异。一方面确定了这两个词项不同词形的词源性质及层次替换关系；另一方面，根据地理分布形态及历史文化信息深入分析了壮汉语言接触的途径和历史，并提出了语言接触研究的“区域性原则”。通过核心词个案，可以管窥壮汉语言接触发生在各个方面、各个时代，这体现了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

“哪怕”除了在复句中作让步条件连词外，还可以在单句中作焦点助词，这是小句整合的结果。“哪怕”小句最初以插入语的形式进入主句，句法降级后成为依附性成分。在单句内，“哪怕”对后续的量级成分进行焦点凸显，通过极量蕴含周遍量，形成强调表达，表现言者的情感、态度和认识。推动“哪怕”小句整合的动因是信息结构的完形重塑，“哪怕”小句作为插入语与中心语句法位置相邻是整合发生的重要句法条件，去句化、句法降级和语调融合是其整合机制。

与其他方言相比，吴语路桥话的“着”具有一些特殊意义，包括加强结果义、小量义、归咎义和快速义等。这些意义均未在研究“着”的既有文献中报道过，是“着”的语义演变在路桥话中的创新。加强结果义源于动相补语“着”加在各类补语前面的同义强化现象。小量义是附着义通过空间隐喻组织而成。归咎义是原因义“着”所在结构删略的结果，而原因义也是附着义发生空间隐喻的产物。快速义是准补语标记“着”所在结构经历了删略和语义重新分析两个阶段的结果。

基于合理抽样前提下的穷尽量化调查，就汉字偏旁划一性演变趋向问题进行特定断代范围的再研究后，认为在殷商西周时段，偏旁演变的主要趋向是与“划一性”相反的“分化性”演变。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该时段“偏旁化”是文字构形演变的主流；其次是西周文字相对殷商文字的地域分歧扩大；三是文字构形的成熟性演变缺乏自觉性的内动力。

《广韵》具有一组侵-盐异读字，异读字的形成与上古荆楚、巴蜀、齐鲁方言的侵谈相通现象有关。盐韵一读为外来读音，与侵韵一读同处于中古标准语音系，并在后代演变中取代侵韵一读，反映了异源层次的现象。上古荆楚、巴蜀、齐鲁方言在出土、传世文献中具有丰富的侵谈相通例证，可支持异读分析得出的方音结果。侵谈相通的语音基础是侵部在方言中为低元音音值。侵-盐异读的成因及层次分析可为历史方音与方言接触研究提供新思路。

《南北方音》是清末夏鸾翔所著的一部方言韵书，音系具有复合性。该书南音的基础音系究竟是杭州话还是苏州话，有必要辨明。通过讨论韵学传统和杭州音的性质与地位、《凡例》提示的注音方法和注音工作的实际可操作性、古精组和知系字的声母读音、古止蟹摄开口三等韵精组声母字和知章组声母字的韵母读音、声调系统等内、外部证据后可知，该书南音首音反映十九世纪中期的杭州话音系，是单纯音系。

海南中和、官田两处军话同样受到侗台语和闽粤方言影响，但在是否产生内爆音声母和声母系统如何接触演变问题上表现迥异。通过不同声类的历史比较，可以发现两地军话的舌齿音声母均存在链式音变，但演变链的环节各不相同。演变的触发环节和语言接触的社会因素有关，演变链的后续环节则为方言音系内部调整，可反映二者作为官话的声类结构一致性。

8月27日，“数智赋能语言康复与脑健康未来产业发展大会” 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来自语言康复与脑健康相关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的100多位专家和机构负责人参加会议，提出前瞻性部署语言康复和脑健康未来产业，推动未来健康产业发展。本次会议由江苏省教育厅主办，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承办，脑认知与语言康复江苏高校重点实验室、语言科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语言科学》编辑部协办。

文章通过比较指出中古梗摄四等的“瓶亭钉名钉动零星磬”和“踢笛”应属于原始沿海闽语的*-e/*-ek二韵，俗字“掟扔叮蛰”也应属于*-e韵；早期闽北语“瓶亭钉名钉动零星”“踢锡”也属于对应的*-n、*-e二韵，其他内陆闽语的读音也显示这些字早期主元音属于中元音。文章同时指出，梗摄三等的“轻明（明旦/明早/明朝）”“蛏”“鉎”似乎也属于一个与“瓶亭钉名钉动零星”相近的层次。这些梗摄三四等字很可能属于一个较晚的层次，因为这个层次有非耕锡部字，所以它不是耕锡部早期层次。它的形成年代和性质与日译汉音梗摄三四等-e、-eki层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