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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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凤生
    2009, 8(4): 33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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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述及汉语音韵学和音韵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讨论汉语音系研究与音位学的关系,强调和论证了推论汉语音系必须重视音位对比,严格的音位对比是构成音系的必要条件;并讨论了汉语普通话的元音音位的性质和汉语拼音标示音位的得失。第二部分讨论等韵学的若干问题,如等韵图的起源与依据、外表与内涵,等韵的贡献与流传等,并对内外转问题提出新说,指出内外转与佛经转唱相关,转唱时不出本韵为内,转唱时必须换韵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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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建国
    2009, 8(4): 34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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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语知庄章声母的读音类型比较复杂。总的格局是:知二与庄组合流,知三与章组合流。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知二与庄组的舌面音应为后起形式,舌尖音为早期形式,而更早期的形式应为卷舌音。知三与章组的舌面音应为早期形式,其他各类音是后来的演变。塞音的读法并非古音的保留,而是晚期塞擦音的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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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伟
    2009, 8(4): 35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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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吴语太湖片近六十个方言点果摄的演化模式与历史层次作了全面的讨论。文章指出,该片吴语果摄的主体层表现一致,反映了晚唐至北宋的北方官话层次;通过观察各方言的音类分合,可以看到不同方言的果摄字在元音后高化进程中的不同位置。此外,本文还讨论了该片吴语果摄字的扩散音变层、条件音变层、官话渗透层等各类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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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沛玲
    2009, 8(4): 36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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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主要讨论非常态舌尖元音韵母在山西方言中的分布、类型、音变机制和音变性质。山西方言非止蟹开三知系字读/韵的现象从来源看有A、B两类,且内部音变机制同中有异。A类音变是由音节内部声韵协调性的要求引发,属纯语音学层面的音变。B类音变是由音系结构系统性的要求引发的,属音系学层面的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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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有为
    2009, 8(4): 37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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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语法学中的“-本位”系中国所创用,但其含义含混并常见变异。因此,其英语译名也难以确定且游移不居。语法本位可由单位、关系两大要素构成,并由于要素的不同侧重而形成不同的本位类型。中国学者多有“本位”情结,然而语法研究不存在非“本位”不可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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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剑锋
    2009, 8(4): 38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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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词汇层面上,存在一些最为明显的元语用标记语——言语行为动词,在一定的句法语用条件下,它们描写了正在实施的言语行为。对这些言语行为动词的分析也就是对词汇化了的言语行为范畴的分析。句类是句子的交际功能的分类,而句子的交际功能就是句子所标示的言语行为。因此,言语行为动词可以成为句类的充分标记,可作为句类划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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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浩
    2009, 8(4): 39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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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NP”与“全+NP”存在细微的差别,在动态的语句环境下不宜互换。认知主体如果意欲突显事物的充溢性、个体的数量以及成员之间的同质性,就会选择容器隐喻,形式化为“满+NP”;如果意欲突显事物的完整性、个体分布的范围以及成员之间的异质性,就会选择套件隐喻,形式化为“全+NP”。言说者是主观夸张还是客观实陈,表达式是侧重描述还是侧重指称,可以反映认知主体的突显对象及相应的隐喻模式。统计表明,“满+NP”倾向于充当修饰语(定语/状语),存在谓语用法;“全+NP”倾向于充当主宾语,未发现谓语用法。这是“满+NP”与“全+NP”不宜互换的形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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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丽珍1 雷冬平2
    2009, 8(4): 40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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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一词表示超量程度副词的用法在明清已初见端倪,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完全形成。它是三条演变途径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AP太过”结构通过语法功能类推的结果;二是程度副词“‘太’+程度副词‘过’”线性排列组成强化格式,重新分析、韵律强制融合的结果;三是程度副词“‘太’+程度副词‘过于’”强化格式重新分析促使“于”脱落更新的结果。它的语法化过程符合程度副词形成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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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银峰
    2009, 8(4): 41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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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把现代汉语“X来”式合成词分为四类:“古来”类、“从来”类、“后来”类、“想来”类。这四类“X来”内部结构不同,历史来源也不同。具体来说,“古来”类来源于汉语史上表时间的方位短语“自/从X以来”,出于语言的经济原则,“自/从X以来”缩略为“X来”;“从来”类来源于汉语史上具有名词功能的短语“所X来”,“X”和“来”本不在同一结构层次上,由于经常相邻出现,逐渐跨层词汇化为双音词;“后来”类直接从动词性偏正短语“X来”词汇化而来,不像前两类“X来”经过了形式上的缩减过程;“想来”类来源于动趋式“X来”的泛化,“来”逐渐由趋向动词(作补语)虚化为类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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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川兵
    2009, 8(4): 42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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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语言的层次性研究多集中于语音史领域,词汇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很少。其实词汇的层次性亦十分明显,尤其是在有着众多方言的中国。文章以汉语中一组基本词“和类词”为考察对象,根据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分布,同时结合它们历时的演变轨迹,粗略地将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分布作了六个层次的划分,并对这种词汇层次的复杂性作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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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计伟
    2009, 8(4): 43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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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窠”的本义是鸟兽穴居的地方。通过隐喻和转喻,名词“窠”具有多种意义,并逐渐发展出两个量词用法:用于计量印章和印章所印的痕迹的“窠1”和用于计量植物的“窠2”。“窠2”后来又发生了逆语法化,具有“植株”的意义。由于受汉字形声字形符标记汉字所指事物意义类属之功能的影响,人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形声字“棵”来代替“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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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贵
    2009, 8(4): 44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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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的本义,今或作重病义,或作疾病义。通过对《诗经》等八部早期上古文献中的“病”、“疾病”用例考察,发现早期疾病义都用“疾”,“病”不用作疾病义,更无重病义;“疾病”连用,其“病”为形容词的危重义。进而通过对八部上古文献中“病”、“疾病”所有词义及其训诂的梳理,可定“病”的本义是困苦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