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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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语言能力建设刍议

魏晖

2014, 13(1): 1-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08.02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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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能力作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近年来在国家语言规划实际工作中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文章在分析相关调查数据、总结国民语言能力状况基础上，对国民语言能力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同时提出有关国民语言能力建设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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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视域下的语言文字工作

黄德宽

2014, 13(1): 10-14.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12.02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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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对一个国家安全所发挥的影响是基础性、潜在性和长远性的。文章通过分析国家安全语言战略、国家语言能力、母语和外语教育以及民族语文教育等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指出了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当前存在的问题，对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加强我国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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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语言智库体系建设的构想

赵世举

2014, 13(1): 15-23.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12.028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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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信息化把语言和语言学推到了社会的风口浪尖、科技的核心领域和经济的兴旺地带。语言事业发展机遇难得，挑战严峻，问题复杂，需求旺盛，事关国家战略全局和发展大局，亟待谋划应对方略，但我国相关研究十分薄弱，因此建设国家语言智库体系迫在眉睫。国家语言智库在体制上应“全国统筹，分级建管，多元并存，协调发展”，机制上“国家引导，智库自主，良性竞争，优胜劣汰”，逐步形成类型多样，结构优化，功能齐全，效能优良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新型语言智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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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童语言获得与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语言科学研究之知识转移

邓慧兰

2014, 13(1): 24-33.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12.02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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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已从传统的口语扩展到手语领域；手语语言学的诞生又引发了学界对于聋童语言获得的关注，以及在语言障碍评估、语言康复、聋童教育等领域的语言运用和教学手段的分析和研究等。文章认为这种发展历史反映出当前语言学科研的基本要求，即除参与科研前沿领域之外，更重要的是将研究成果实现知识转移，从而满足社会需求。文章以香港手语双语共融教育为例，进一步论述了如何把手语语言学及聋童语言获得研究的科研知识转移到手语双语聋童共融教育上，从而提升聋童的语言能力，以及手语双语共融教育在大陆推行的重要性和可能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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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机器语言能力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耿立波,刘涛,俞士汶,孙茂松,杨亦鸣

2014, 13(1): 34-41.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09.028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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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语言能力是当代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前沿和重大课题。文章首先对机器语言能力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回顾和分析，然后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指出研究语言的大脑神经机制是实现机器语言能力研究突破的新路径；有必要构建机器语言能力评估等级量表，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升机器处理人类自然语言的能力；提高机器的语言能力还必须加强学科间的合作和研究队伍的培养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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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评估现状与分析

王仁法

2014, 13(1): 42-48.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07.02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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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评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在国内已开展了二十余年，成果颇丰，尤其是在开发应用研究领域，先后推出了不同系列、不同类别的汉语水平考试（HSK）以及《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国际汉语能力标准》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能力评估依据，在国际汉语教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由于语言学界关于语言能力的理论尚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国内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理论研究不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的评估在受测者的实际语言能力、评估界定能力和能力量表三者之间的关联度上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文章基于HSK在推广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适应度问题，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的评估现状加以分析，旨在发现问题，希冀通过总结HSK和汉语能力标准制订的经验与教训，取长补短，制订出准确、客观的的汉语能力量表，使之更好地满足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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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语语用能力的构成与评估

余光武

2014, 13(1): 49-54.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07.027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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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用能力是指操汉语者正确理解和使用汉语的技术和能力，他决定了一个人汉语语言能力的实际表现。汉语语用能力的构成涉及到语篇、语体、言语行为、言外之意、礼貌、修辞等六个方面的理解与运用。围绕这六个方面，可以有序开展汉语语用能力评估量表的制定及相关的描述语库建设。重要的是，语用能力的评估不应只针对非汉语母语者，汉语母语者的语用能力评估对推动我国国民语言能力建设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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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否定+疑问代词”组配的主观小量评述及其理据解析

吴为善,顾鸣镝

2014, 13(1): 55-65.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04.02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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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鉴构式语法理论，讨论“能性否定+疑问代词”组配形式的主观小量评述的话语功能，其中能性否定指某些“V不C”形式；疑问代词选择“什么、哪里、多少、多久”，主要是后置于动词的“虚指”用法；“主观小量评述”是会话含义的概括，是语义层面的“部分量”含义在语用层面的映射。本文主要阐述三个问题：1）主观小量评述的构式类型；2）主观小量评述的理据解析；3）程度量评述的隐喻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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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了）”的词汇化与语法化——兼论语气词“就是（了）”的形成

刘顺,潘文

2014, 13(1): 66-73.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04.02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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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了）”形成于元末明初，它是在谓语位置上通过语用推理、吸收语境义、不断词汇化和语法化而产生的。到明朝中前期，语气词“就是（了）”开始替换准语气词“便是（了）”，明朝晚期以后，“便是（了）”很少使用，现代汉语时期完全被“就是（了）”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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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体差异与因果标记“是以”

张亚茹

2014, 13(1): 74-81.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05.02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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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以《左传》与《郭店楚墓竹简》为例，论述了因果标记“是以”在这两种文献中所体现出的使用频率、句法位置与语义类型差异是由叙事语体与议论语体各自的语体特征决定的，由此说明语体差异是因果标记“是以”使用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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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仓藏语中的元音高化和高顶出位

徐世梁

2014, 13(1): 82-95.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07.02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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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高化和高元音的高顶出位是元音变化的重要方式，在汉语方言和民族语中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属于安多藏语农区话的卓仓话中，高元音i、u高顶出位，主要变为央元音、舌尖元音或唇齿半元音，少数变为复元音。这一音变拉动半高元音在部分环境中高化，有些也出现高顶出位的音变：前半高元音主要是舌尖化，复元音化的音变刚刚萌芽，后半高元音部分唇齿化，部分舌尖化，部分裂化为各种带u介音的复元音。低元音也开始高化，但音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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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四邑方言古溪、透、滂母擦音化

曾建生

2014, 13(1): 96-104.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05.028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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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邑方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古溪、透、滂三母及定、並二母平上声字不同程度地擦音化。这几个塞音声母变读擦音的音理是一致的，即在送气成分作用下，为了协调发音，它们各自的发音方法、发音部位都产生了相应的调整。这种音变出现之后，四邑方言声母系统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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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方言的边音韵尾

冯青青

2014, 13(1): 105-112.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01.0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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