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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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口语中特殊话语语音成分的转写研究

陆萍,李知沅,陶红印

2014, 13(2): 113-130.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11.02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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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环节是对口语语料的收集和转写。汉语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比较落后，尤其是对口语中特殊话语语音成分（既包括传统的叹词、语气词等，也包括不常受到关注的填充停顿、反馈成分、修补成分等重要交际要素）的转写还存在很多问题。文章首先指出目前学界流行做法的不足，进而立足于汉语语言和文字的特点，结合特殊话语语音成分在口语中出现的位置，提出以汉字使用为中心、分宽、中、严三种方式处理转写问题的原则，以满足不同研究目的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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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口语库统计的两岸华语指示标记比较研究

方清明

2014, 13(2): 131-13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09.02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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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华语在口语语法方面的差异尚未得到学界深入的比较研究，其中指示标记的差异较为突出。台湾国语对话体里“那”比“这”大，这主要是由于对话语体的性质、新信息、话题跳跃与弱社会化程度有利于“那”出现。后置性指示标记“这样子”在台湾国语对话体里颇具特色，男女老少皆用，给人以流行、亲昵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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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与“才”主观量对比研究

金立鑫,杜家俊

2014, 13(2): 140-153.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11.02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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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采用实验室方法，在最简结构上逐一加入变量成分并通过由此构成的最小差异对分析“就”与“才”在主观量（物量、时量、序列量）语义、时体等意义上的差别。文章证明，在最简结构中“就”表达“主观少量”和“未实现短时将来”的意义。“才V”最简结构表达“已实现短时过去”，“才”与其他体词构成的最简结构表达主观“少量”义。“X就Y了2”结构式表达量的“前低后高”的对比，而“X才Y”则表达量的“前高后低”的对比，并且由于其高于预期而与“了2”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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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领属”到“立场”——汉语中以人称代词为所有者的直接组合结构

陈振宇,叶婧婷

2014, 13(2): 154-168.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07.027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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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语言都有多个领属结构。汉语（包括大多数的方言）采用带有附着性助词（如“的”）的结构作为无标记的表达式，但如果领有者是人（用人称代词表示），并且有特别关系的话，也会采用简单的直接组合结构。在这一特别的关系中有参照点结构，它是领属范畴的有标记的表达式。更进一步，它将发展到另一个范畴，我们称为“立场”，立场用直接组合结构来表示领有者与被领有者之间的紧密或亲密关系，即领有者站在被领有者的中间或旁边。这一关系在人际空间和话题空间中都会发生，以表示领有者对被领有者的紧密性、亲密性和支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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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方言宁德霍童话的变韵现象

叶太青

2014, 13(2): 169-178.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09.02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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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霍童话是闽东方言北片（福宁片）的一种土话，其语音系统有丰富复杂的变韵现象，这种变韵现象和福州话比较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显著的差异。文章以《戚林八音》有关韵母为纲，列表比较霍童话和福州话变韵现象的异同，并进一步讨论闽东方言南北两片变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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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混合方言知庄章组声母的今读类型与历史层次

周政

2014, 13(2): 179-18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05.028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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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主要讨论陕南混合方言知庄章组声母的今读类型与历史层次。陕南方言接触，东部的安康和商洛主要表现为中原官话、西南官话与外来江淮官话（黄孝片）的深度接触，西部主要表现为西南官话与源自关中中原官话的深度接触。接触结果，按知庄章精组字、的读音变化，有的仍维持着典型的读音类型，有的却产生了一种或几种变异类型，演变的层次也随之不同。之所以产生不同的结果，与方言间的人数比例、人口入迁时间的先后、人口的密度有关，与所处的地理环境、是否占据了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等因素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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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变过程的交错与榆社方言\[±送气\]分韵现象的形成

王为民

2014, 13(2): 190-202.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11.02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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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声母的互补性上看，榆社方言蟹摄四等开口非端组声母字和端组声母中的泥母字读韵母，端组其他声母字依声母的送气与否分别读i和ei韵母是同一历史层次的三类韵母，这一创新性演变是止蟹两摄开口三四等合并之后发生的。比较晋方言并州片止蟹两摄开口字现代的读音类型并联系汉语语音史，止蟹两摄开口三四等字合流之后的韵母是*i，这是现代榆社方言蟹摄开口四等三类韵母的共同源头。这个*i与蟹摄端组送气声母后的i韵母不同，后者与麻开三及效开三四等韵母相同，是因元音裂化*i>iei而躲过舌尖化*i>，并在此过程中又发生音节结构异化iei>ei/t_、iei>ie/t_，元音高化ie>i而新形成的i。由于ie>i是在山咸摄三四等及二等见系细音韵母ie的推动下产生的，因而榆社方言蟹摄开口四等字的演变当发生在二等开口见系产生i介音之后。比较与之同样经历过裂化的介休方言，可知榆社方言的\[±送气\]分韵是《中原音韵》之后的创新演变，是元音的高化、裂化及音节结构的异化参与一个推链过程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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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山方言“三”的非强制性变调及数词变调选择规律

刘春卉

2014, 13(2): 203-211.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07.028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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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确山方言数词“三”在去声前可以变调，也可不变。“三”是否变调的可选择性刚好跟“七、八”在去声前强制变调以及“一”在阴平和去声前都强制变调构成了数词变调的三个层级。去声对其前数词的变调要求比阴平更加强烈，无标记序数词“一”也只在去声前变调，而不在阴平前变调。经济性原则、词语的使用频率与原初声调以及方言声调系统中不同调值之间的协调程度等共同决定了数词变调的可能性及其选择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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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棫通转与吴棫古韵

陈鸿儒

2014, 13(2): 212-216.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11.02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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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认为吴棫的“通转”说的是今韵在古韵中的“通”和“转声通”，“通”与“转声通”都是通，两者的区别在于今韵读音在古韵中的“不转声”与“转声”。吴棫的“通转”与收字是不同的层面，吴棫所注“古通某”、“古转声通某”的韵与某韵在吴棫古韵中合为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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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蛆姡”非“嫉妒”考

冯雪冬

2014, 13(2): 217-224.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309.027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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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眼相蛆姡”之“蛆姡”现存辞书中不见收录，文献中亦乏用例，仅于王梵志诗中3见。学界对其形义存有三种考释，以“嫉妒说”为盛，似已盖棺定论。然此说存考证辗转迂回，缺乏旁证，释义缺乏普遍性之弊，值得怀疑。王梵志诗中可确定为“妒”的用例3见，作“姡”者二，另一作“姤”。“姡”、“姤”、“”形近，稍加变异即同，遂“姡”为“妒”之俗写，“蛆姡”即“蛆妒”；“蛆”、“嫉”音不相近，无由通假，王梵志诗中“蛆”、“嫉”两字分用不混，佛经音义“（蛆）妒”与“嫉妒”不是一词，文献中又有“蛆嫉”用例，足见“蛆”、“嫉”不同，“蛆妒”并非“嫉妒”。《坛经》惠昕本、《长短经》等“疽妒”至后来为“嫉妒”，乃不明词义误改误刻所致；“蛆妒”实为“蛆恶妒忌”或“蛆恶嫉妒”等，盖为佛经翻译中适应节拍要求简译而成词。其义为因妒生恨而仇视毒害他人，在意义和功能上与“嫉妒”存在差异，又有共通之处；“蛆妒”在宋以后的文献中消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后人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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