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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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代词“谁”的虚指和否定意义的形成机制

袁毓林刘彬

2017, 16(2): 113-125.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610.03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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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主要讨论疑问代词“谁”的虚指意义和否定意义的形成机制。文章尝试证明虚指用法的“谁”字句通过不确定性陈述语气，来消除疑问代词“谁”的询问意义，但是保留了它的预设意义“存在着某些个人”，从而使虚指用法的“谁”表示“不能确定一定存在的某些个人”。而否定用法的“谁”字句通过质疑和反驳等反问语气，在“疑有信无”原则的指导下，不仅消除了疑问代词“谁”的询问意义，而且消除了它的预设意义“存在着某些个人”，从而使否定用法的“谁”表示“确定不存在的某些个人”。最后，文章还分析了“谁让我小呢？”之类特殊句式的意义，说明它跟一般的“谁”类反问句在语义解释上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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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时体”的再认识——以“了”为中心

史有为

2017, 16(2): 126-141.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610.03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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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体研究可采用“剥离法”确定“时体”的本质功能，并可设置基础语境认识“时体”。对应不同的形式层次，有不同宽度的时体，不能以附着于动词或句子而简单决定“动相”与“事相“。“完句”等因素剥离后，显现“了”的本质功能：“了1”应是动作的“完成”，而非“实现”；“了2”是“说话时为止的新情况实现”。某些“体”中含有主体性关注，应可分离出“样貌”（Posture）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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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项变化的方式及其在语法化中的角色

彭睿

2017, 16(2): 142-157.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504.02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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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项有两种常见的变化方式，即在相同语法范畴内的同质性扩展和跨越不同语法范畴的异质性替换。同构项不能单独诱发导致语法化的语用推理，只是语法化项演变所依赖的条件之一。因此，同构项变化的准确定位是语法化项演变的附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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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律促发下的重新分析——论离合词的产生机制

黄梅庄会彬冯胜利

2017, 16(2): 158-170.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610.03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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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合词由“合”到“离”的过程，从严格的句法分析上看，经历的是“双音词→双音短语→扩展的短语（离析结构）”。其中，“双音词→双音短语”是由韵律促发产生的重新分析；“双音短语→扩展的短语（离析结构）”是为凸显核心重音而进行的句法运作。在韵律层上，该运作过程是：右重（等重）双音韵律词（Prosodic Word）负载核心重音，然后扩大为同样承载核心重音的韵律短语（Prosodic Phrase）。主要证据有二：1）汉语离合词的“离”只在句末发生；所处句法位置一直与核心重音范域对应。2）离合词为抑扬格，与汉语核心重音的轻重节律一致。从这个角度说，离合词的“离”是为扩大核心重音而采用的一种句法手段。离合词是一类可以经由重新分析变成短语的复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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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词性和评分方法对普通话儿童非词复述的影响

姜自霞

2017, 16(2): 171-181.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607.03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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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认为，非词复述任务测量儿童的语音短期记忆，并与词汇量紧密相关；但也有研究指出，非词复述受特定语言知识的影响，不适用于某些语言。文章以76名4-6岁母语为普通话的儿童为被试，使用自行设计的两类非词复述材料，同时进行多项语言测试，研究基于英语等语言发现的非词复述理论是否适用于汉语非词复述任务。研究结果显示，被试复述像词性高低两类非词的整词正确率存在显著差异，但音节产出率不存在显著差异；只有采用音节产出率的评分方法时，非词复述成绩与词汇量之间存在边缘显著相关。说明汉语非词复述也测量语音短期记忆，但受待定语言知识的影响。文章最后讨论了科学的普通话非词复述任务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包括非词长度、评分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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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声调与降势音高

张凌

2017, 16(2): 182-191.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608.03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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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声学实验分析香港粤语声调在不同言语形式中（包括单字调、语流中及唱歌时）的语音变体。实验结果显示单字调实际上是声调与降势音高的叠加。降势音高是说话时的一种默认的语调，附加于单字调和语流中，传统所认为的香港粤语“平调”实际上都显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文章进而提出香港粤语中声调和语调的关系，不仅是音阶叠加的“代数和”，还是调形叠加的“代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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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声相益”新解与“文”“字”关系辨正

李运富

2017, 16(2): 192-19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610.03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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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叙》有“文”“字”之分，后人由于误解“形声相益”的含义，遂把“文”“字”的关系看成“独体”与“合体”的关系。其实“形声相益”并非“形符、声符相加合”之意，因为训诂上讲不通。根据“形声”具有动宾结构用法和“取譬相成”的互证，文章认为“形声相益”应该理解为“形化语言以益象形”，就是在象形造“文”方法基础上增加音义造“字”方法，以突破客观事物局限，达到大量滋生汉字的目的。因此“文”与“字”的区分不在于“独体”“合体”结构的不同，而在于构字取形的途径和方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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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梵汉对勘看汉译佛经语言翻译的省略技巧

龙国富

2017, 16(2): 200-212.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611.03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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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汉对勘发现，汉译佛经语言翻译省略采用了替代省略和非替代省略两种技巧。前一技巧包括数词替代省略、代词替代省略和名词替代省略，后一技巧包括意译省略和文法省略。省略产生的动因：受汉语和梵语表达规则的制约；受佛经翻译理论思想的影响；受归化与忠实观念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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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作为自然因素对语言分布的影响——以“手”“脚”所指部位的地理分布为例

黄河

2017, 16(2): 213-224.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603.03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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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手”“脚”所指部位的地理分布为例，分别从共时分布、历史形成两个角度提出疑问，并说明北方语言成分南下扩散这一因素背后，尚有气温在制约这一语言现象。接着又讨论了自然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语言成分，文章认为大部分自然因素只能间接作用于语言，且仅仅作用于和自然因素关系紧密的部分语言成分，但是自然因素在宏观上存在一定的解释力，值得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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