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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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清浊鉴》所反映的十八世纪初北京话声韵概貌

宋峰1 杨亦鸣2

2018, 17(5): 449-466.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801.03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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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音韵清浊鉴》是一部备受《四库提要》訾议的韵学著作，其所隐含的普通话音史价值未得到重视。该书声母和韵母部分不同符合契：声母部分采用传统三十六字母，保留全浊音；韵母部分则借鉴《中原音韵》的韵部系统，保留闭口韵部。其实声母所保留的全浊音仅在于明音变，而非时音；韵母所保留的三个闭口韵只因尊奉《中原音韵》使然，亦非时音。文章采用透视分离法的研究思路，将《音韵清浊鉴》复杂声韵系统中与反映时音无关的信息剥离出去，得出十八世纪初北京一带的实际声韵状况（声母22个，韵母3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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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语精知庄章组中古汉借词声母的读音

毕谦琦

2018, 17(5): 467-478.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801.03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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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语精知庄章组中古层汉借词的读音较为特殊：精组为s，知庄章组合并，读为。这与侗语自身音系有关，也与借源汉语有关。另外，个别侗语方言还有精知庄章组塞化现象和精组弱化为h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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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名组合的出现率：词长搭配和“的”字隐现

薛亚红1,2端木三2

2018, 17(5): 479-495.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607.03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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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名组合指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的定中结构。词长搭配主要指2+2、2+1、1+2、1+1这四种形式。“的”字隐现指“的”字可有可无且基本同义的情况，如“特殊（的）问题”、“正确（的）方向”等。关于形名组合出现率的量化研究不多。祁峰和端木三（2015）对四种形名词长搭配进行了量化考察，但是没有考虑“的”字隐现问题，结果不够精确。文章以“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为语料来源，通过“的”字隐现的语感实验，对“的”字隐现情况进行了明确定义。然后，排除“的”字隐现情况，重新进行了统计。研究发现，在真正无“的”的四种词长搭配中，2+1的出现率（类频）不到5%，与前人看法相似，而2+2的出现率不到2%，大大低于前人估计。研究表明，和2+1一样，真正无“的”的2+2形名组合在汉语中不是能产的结构，而是受限制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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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语言塞音的感知同化研究

邓丹

2018, 17(5): 496-50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801.03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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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汉语、日语和韩语三种语言的塞音对比的基础上，结合声学分析和感知同化实验主要探讨了影响跨语言塞音感知同化的因素。研究发现，发声类型、VOT、后接元音起点音高是影响塞音感知同化的三个因素。首先通过对比汉语母语者对韩语和日语塞音的感知同化，发现在跨语言塞音的感知同化中发声类型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其次又通过考察韩语母语者对汉语塞音的感知同化，进一步比较了VOT和元音起点音高的作用，结果发现，VOT对塞音感知的影响大于元音起点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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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母语者汉语书面语句法复杂性测量指标及与写作质量关系研究

吴继峰

2018, 17(5): 510-51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8111.03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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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对韩语母语者汉语书面语句法复杂性的测量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检验了有效句法复杂性测量指标与写作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总数、零形成分数量、T单位长度4个指标可以作为韩语母语者汉语写作句法复杂性发展的有效测量指标，而T单位数量、T单位分句数、话题链长度、话题链分句长度、话题链分句数不是有效的发展测量指标。另外，研究还发现，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总数、零形成分数量、T单位长度既能有效区分韩语母语者的汉语水平，也能有效预测写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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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总括向高程度的演变

李小军

2018, 17(5): 520-52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801.03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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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强调整体性还是个体性可以将总括副词分为两类，强调整体性的“全”类副词与程度副词存在语义适应性，故而经历了“范围→程度”的演变，强调个体性的“皆”类副词没有。“毕”虽然兼有强调整体性与强调个体性两种用法，但以强调个体性的用法为主，故亦未产生程度义。表限定的范围副词都不具有凸显整体性这一语义特征，自然也不能产生程度义。范围到程度的演变，从结果来看属于隐喻，故而存在整齐的语义对应性：总括——高程度；从过程来看则属于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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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甚词的角度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沪语新派老派的分布

张美兰1，2 战浩2

2018, 17(5): 530-540.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801.03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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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话指南》、《沪语指南》同是北京官话《官话指南》的沪语译文。文章利用《土话指南》、《沪语指南》的异文材料，对其中的甚词进行对比研究，以此揭示19世纪末20世纪初沪语甚词的使用面貌以及与官话甚词的主要差异。研究显示，这两个版本间沪语甚词的用法差异已经表现出当时沪语部分甚词新派与老派用法的分野；其中甚词后置与前置语序、方言特征词与通用词的选择等都是导致新老派分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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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中“而今”的读音及用字问题

李小平曹瑞芳

2018, 17(5): 541-54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709.03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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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先利用已有文献材料和新的专题调查材料展示现代汉语方言中表“现在”义的“而今”一词的读音及用字情况，随后运用语音历史层次演变思路分析“而”和“今”的读音演变由来，并辨析“而”和“今”的用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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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古文本标识符号的“厶”字

李成晴

2018, 17(5): 550-55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708.03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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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梁传》范宁集解、《毛诗正义》中多有“厶地”“厶氏”的情况，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认为是俗从简便，“厶”其实即是古“某”字。在北宋，已经出现了“厶”“某”通假的说法，然而两字音形无可通之理，“厶”实际是代表阙文或疑义的标识符号，“鑯以识之，非有音义”，功能类似于古书中常见的四角空围。明正统道藏存留了陶弘景整理《真诰》的很多古本旧貌，“厶”被用作阙文标识符号；传世敦煌写本卷子中“厶”的功能近似于“△”；元刻本《朱文公校韩昌黎先生集》中“厶”则作为分隔符。诸例共同说明，尽管“厶”具有文字属性，但在古书中常被用作标识符号，不能认为是“某”之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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