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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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个数词的同源关系看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遗存

孙宏开

2018, 17(6): 561-57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612.029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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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藏语系的外延和内涵有许多不同意见。文章赞同传统四分法的学术观点，并以此作为出发点论证了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遗存和共同创新。文章以汉藏语系的9个基本数词为例，论证了汉语、藏缅语、侗台语和苗瑶语的同源关系。这种同源关系是建立在一批同源词基础之上的，这些同源词之间有共同的原始遗存和共同的创新，都是从共同的原始类型发展到现在的。另外这些类型特征在现存的语言里仍然残存着，如音节结构类型中的复辅音、结尾辅音等。这是我们今天赖以论证同源关系的基础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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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辉话元音尾及鼻音尾音节中/a/的来源及*a的演变*

田祥胜；陈保亚

2018, 17(6): 580-592.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710.03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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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辉话元音尾音节中的/-a-/来源于原始占语*-i(y)尾音节中的*-ε-和*-u(w)尾音节中的*-?-，鼻音尾音节中的/a/来源于原始占语央元音*-?-。原始占语*-a-的演变导致回辉话元音尾及鼻音尾音节在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喉塞音尾。回辉话的这种语音变化应是黎语干扰占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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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答集》音系：两百年前的枞阳话

孙志波

2018, 17(6): 593-601.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808.03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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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总结了新发现韵书《响答集》的音韵特点，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与现代方言进行比较，判定该书的音系基础是清代枞阳方言。通过对比相关音韵特征在枞阳方言的存留情形，梳理出枞阳方言200余年间变化的内容，并讨论了相关演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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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念小芳的爷爷”类句法歧义加工的脑功能成像研究

顾介鑫；周昕；翁婧琦

2018, 17(6): 602-617.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810.03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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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语言学理论角度分析了汉语“VP+NP₁+的+NP₂”句法歧义的动因，探讨了词汇语义特征对歧义程度的影响作用，以及歧义程度高的“VP+NP₁+的+NP₂”结构仍表现出歧义偏向性的原因。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实验发现：1）歧义偏向性、动词致歧度均影响汉语“VP+NP₁+的+NP₂”句法歧义加工，分别导致额-颞网络、额下回三角部（BA45）激活，且该两因素间存在交互影响；2）脑功能成像数据还显示在偏正结构解读条件下，高动词致歧度与低动词致歧度句子之间没有差异，而动宾结构解读条件下，高动词致歧度与低动词致歧度句子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该结果表明：1）句法与语义信息共同影响汉语句法歧义解读；2）尽管句法歧义允许两种结构分析，但它们的心理表征并不平衡，存在解读偏向且偏正结构的表征占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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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得X不Y”的形成、演变及相关问题

叶建军

2018, 17(6): 618-632.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808.03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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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常见句式“非得X不Y”最早可能出现于清中叶，其生成机制是糅合，是由双重否定句式“非X不Y”与隐含结果“才Y”的肯定句式“得X”糅合而成的。“非得X不Y”的生成动因是凸显言者的主观性。“非得X不Y”从晚清开始衍生出了“非得X”与“非得X才Y”两种变式。“非得X”由“非得X不Y”省缩而来，而“非得X才Y”由“非得X”扩展而成。韵律词“非得”最迟在清末已副词化。在晚清出现的与“非得X不Y”相关的近义句式“非要X不Y”的生成机制也是糅合，生成动因也是凸显言者的主观性，其在晚清也出现了省缩式“非要X”及扩展式“非要X才Y”。韵律词“非要”最迟在清末也已副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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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X没一X”结构的时空类型及其语义增值

周娟；邵露瑶

2018, 17(6): 633-642.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804.03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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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语法意义、句法分布和语义增值的角度对现代汉语中“有一X没一X”结构进行了讨论。从语法意义来看，该结构主要用于时、空域，表示动作的“断续无序”义或事物的“稀疏无序”义。从句法分布来看，该结构主要位于状位、谓位、定位和补位，而且在每一句法位置，表示“断续无序”义的“有一X没一X”都要求其直接成分具有时间性或动态性，表示“稀疏无序”义的“有一X没一X”都要求其直接成分具有空间性或静态性。从语义增值来看，该结构在一定语境中衍伸出了“缺量”义、“过量”义和“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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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粤语用于求证是非问的“啊”

单韵鸣

2018, 17(6): 643-653.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801.03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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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语调助词的概念，讨论了粤语用于求证是非问句“啊₂₁”和“啊₁₃”。认为“啊₂₁”是低语调助词覆盖叠加到“啊₃₃”上得到的变体，表达了“以说者为中心”的语义特征；语调助词可连用，“啊₁₃”是低语调助词和高语调助词连用在“啊₃₃”后形成的变体，同时带有了“以说者为中心”，以及说话人对话轮向前展望等语义。使用相同的方法可解释粤语用于求证是非问的其他若干个语气助词的来源路径。最后梳理了粤语求证问的相关形式，指出粤语有着比普通话更丰富的语气助词，语调多变，这在求证问句里表现得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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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岳西话的最近将来时构式“等着要（V）”

吴剑锋

2018, 17(6): 654-662.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808.03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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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岳西话中存在着一种体范畴和情态范畴相结合共同表时范畴的特定结构“等着要（V）”。与普通话相比，岳西话的“等着要（V）”已发展成为一种形义兼备的固定结构，有其特定的语法功能：表最近将来时。因此，宜将其处理为一种构式。该构式的构式义不是表体而在于表时，同时兼具情态功能，表示客观义务或说话人对最近将来事态的预测或推断。岳西话“等着要（V）”构式的语法化路径及动因与英语中的表将来时结构be going to相类似，都是语法结构的语法化。这种借助动词及其体标记等手段表将来时的现象不仅在汉语中少有，就是放在世界语言范围内也不多见，无疑具有类型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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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简帛文献用字习惯考察二则

刘艳娟

2018, 17(6): 663-66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801.03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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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秦汉简帛文献语料库，以“貣”与“贷”，“赀”与“訾”两组字为例，全面考察它们在秦汉简帛材料中的使用情况和文献类型分布，并进一步探讨其形成原因，以期把握秦汉简帛文献用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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