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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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调发生的五项前提

朱晓农

2019, 18(6): 561.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705.03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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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调产生需要五个必要前提，后三个是语言学前提或三步语言学前提：（LP1）语音前提是有多种发声态存在，如气声、假声。这些发声态天然引发音高差别。（LP2）音法-词法前提是高响度单音节词。作为发声态伴随特征的音高差别在此语境中得到放大和加强。这两项是普适性前提。（LP3）音法化；上述加强了的音高模式范畴化为音法单位—声调，这是具体语言中的特定过程。简单地说，最初作为发声态伴随特征的音高差别，一旦上升为区别特征，就形成了声调。汉语四声的产生被作为例子讨论特定语言中的声调起源。更进一步，在语音前提LP1之上有两个气候和生理学前提条件：(N1) 湿热大陆有利于产生气声；(N2) 人种体型矮小有利于产生假声。这两种条件集中出现于中国南部和东南亚，所以这一片地域是产生、维持最复杂的声域拱度复合型声调的地方。现有的声调起源理论在文中择要加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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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时音变路径的实证分析——一项吴语声调变异的社会语音学研究

张璟玮

2019, 18(6): 581.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906.03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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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音学是变异社会语言学和实验语音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可为研究共时音变的起源、扩散和演变路径等问题提供分析理论和方法。文章拟在社会语音学的框架下，探索汉语方言“浊上归浊去”的演变路径问题。文章选择正在发生“浊上归浊去”的无锡方言为研究对象，收集了四十名方言发音人的单字调语音数据，重点分析其阳上调与阳去调的细微共时变异。研究同时采用传统的听辨转写和实验语音学基频分析的方法，发现无锡方言阳上调存在凸调、升调和凹调三个调型变式。通过对每个调型变式的混合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无锡方言的阳上单字调以凸调为起点，演变目标是成为与阳去相同的凹调，升调是凸调演变成凹调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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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安门”到“天儿” “天啊”——普通话n尾音节连音规则的统一解释

陈卫恒

2019, 18(6): 596.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908.03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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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变有纯语音的变化，也有非纯语音的变化。当语音单位为纯语音性质时（如音素、语音特征），音变是纯语音的；若语音单位亦为意义单位（如语素、词等语法、语义单位）时，音变则会受到意义因素的制约。汉语的“天安门” “天儿” “天啊”，同一个n尾的“天”字音节后接不同的零声母音节，音变结果不同。其中，既有纯语音的原因（如三种情况下的零声母音节有着具体语音条件的不同），也有非纯语音的原因（如三者作为复合词、派生词、短语或句子的不同，以及“安”“儿”“啊”作为词根实字、词缀虚字、短语或句末语气虚字的不同）。由于音节-语素的强势关联，音节序列在汉语已非纯语音单位序列，而同时也是语素的序列。语素语法、语义信息的不同，是造成音节连读结果不同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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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汉旬话的与格结构——生成语法的分析、兼论方言差异

李昊泽

2019, 18(6): 604.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901.03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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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汉旬话中有一种特殊的与格结构－传递者[HT5，5”SS]+V+［NP2］[HT6]传递物[HT5，5”SS]+给给+［NP3］[HT6]接受者[HT5，5”SS]。这个结构和普通话最大的不同在于接受者之前不是“给”，而是“给给”。文章认为“给给”是由介词“给”经历介词融合 (preposition incorporation) 操作融合进动词“给”而生成的。同时，还论证了汉旬话的这种与格结构实际上是一种连谓结构。最后，文章还比较汉旬话、普通话和粤语的与格结构，认为这三种方言与格结构上的差异是由语音省略特征［可省略］的参数设定不同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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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给字句的句法分析

熊仲儒

2019, 18(6): 61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906.03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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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给字句属于连谓结构，可分析作述补结构，即以第一个谓词为核心，第二个谓词的投射作它的补足语。第一个谓词受达成范畴与致使范畴的扩展。致使范畴可语音实现为“把”，可得到把字句。达成范畴选择第一个谓词的受事或工具等参与者充当役事，选择目的参与者充当结果，役事作第二个谓词的零形式论元的控制语。复杂给字句呈现论元共享现象与动作—目的义。“给”是目的范畴，可隐现，可跟主动词融合。前者表明“给”是内嵌句中高于TP的功能范畴，后者表明整个内嵌句必须充当第一个谓词的补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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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布式形态学的汉语领属结构研究

骆健飞李果

2019, 18(6): 632.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812.03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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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分布式形态学的理论框架内，通过对比“我妈妈”、“我的妈妈”和“我的桌子”等形式的对立，揭示了它们在句法生成上的不同。文章认为：1）“我妈妈”和“我的桌子”的底层生成模式存在差异；2）“我妈妈”不是“我的妈妈”的省略形式，后者存在一个额外的功能性投射；3）触发性拼出机制的不同是造成以上差异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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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动补结构后缀“了”的句法属性及其脑机制

封世文杨亦鸣

2019, 18(6): 645.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906.03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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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句法属性是学界争论已久的问题。在句子“做完了作业”中，“做完了”是一个复合动补结构，研究表明在这个句子的上层VP结构中存在轻动词，可以称之为复显轻动词。而对应的“做完作业了”这类句子的上层VP结构中没有对应的功能性成分的存在。文章利用这两类句子之间句法上的差异，设计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实验探讨动补结构中复显轻动词的句法属性。实验结果显示，被试大脑左半球额叶等区域在加工这两类句子时存在较明显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复显轻动词“了”的句法特征可以区别于其他“了”的句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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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高功能自闭症儿童句子理解策略及影响因素

刘顺华宋宜琪梁丹丹

2019, 18(6): 662.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906.03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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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句图指认任务，考察了汉语高功能自闭症儿童和典型发展儿童匹配组的句子理解策略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在宾语无修饰语句中，两组儿童理解SVO句的正确率均显著大于把字句和被字句，说明两组儿童对把字句和被字句进行了句法移位；在简单修饰语句中，两组儿童都采用了语义策略来帮助完成句子理解，但是语义策略的使用情况受到句式结构的影响；而在理解复杂修饰语句时，汉语高功能自闭症儿童的正确率显著小于典型发展儿童，表明他们理解含复杂修饰语句存在损伤，可能与其言语工作记忆容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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