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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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反语认知加工机制的ERP研究

杨波1 卞京2 张辉2

2020, 19(5): 44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003.03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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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会话中包含大量的反语，对于字面义和反语义的理解和加工，心理语言学家Gibbs在上世纪90年代大胆提出，人类认知从根本上讲包含比喻性的加工过程，理解反语并非一定需要理解字面话语所需的认知加工之外的特别加工。Gibbs的这一观点被称为直接通达观，其在神经语用学领域，特别是关于比喻义与字面义的加工问题上颇受争议。包括反语在内的比喻语言理解加工的时间进程的模式或假说除了Gibbs的直接通达观，主要还有标准语用模式和分级突显假说，且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分歧。我们把问题和争议概括为：1）反语的理解和加工机制是什么样的？是不同于字面语言加工的特殊过程吗？2）就反语而言，上述三大加工模式或假说中哪种更具适用性？本研究以较熟悉的汉语反语为例，在神经语用学的框架下使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来记录和分析所得到的N400和P600成分。实验发现：1）较熟悉的反语义较之对应的字面义诱发了更大的N400和P600波幅，提示反语义的加工过程经历了不符预期（或语境）的语义整合以及后期语用整合推理，因此是不同于字面语言加工的特殊过程；2）实验结果说明，汉语反语的加工最可能采取的是标准语用模式，而非直接通达观的加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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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状貌词的实质与演进看汉语的分析性

张新华1 张和友2

2020, 19(5): 463.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008.03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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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建议把朱德熙（1982）所说“状态形容词”改称“状貌词”，这种改称无论从古今汉语联系还是跨语言比较，都有充分根据。状貌词的语义特征是质料性、混沌性、限定性、感叹性。上古汉语状貌范畴的典型语词形式是重言，编码理据是摹拟及语音象征，这具有高度的跨语言普遍性。总体看，从古至今，状貌范畴的典型性有较大降低，表现在：重言词改变为叠加式、形成 bb词缀、AA功能蜕化，一些AA、AABB、ABB发展出构形用例等。状貌词由综合性向分析性的演进是控制这些发展的深层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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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老子》通假字音韵释例

郑伟

2020, 19(5): 477.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908.03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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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讨论简帛本、传世本《老子》所见九组通假字（兼及谐声、词族、异文等）所反映的音韵问题，并对王力、李方桂、郑张尚芳、白一平和沙加尔（BaxterSagart）等各家上古音构拟进行了评述，进而提出新见解。声母层面，如：1）与见组*ｋ语音相关的章组拟作*ｋｌｊ（“處凥”），书母字拟作*ｋｈ．ｌｊ（“暑”）；2）与见组*ｋｒ语音相关的来母可拟作*ｇ．ｒ（“朸”）；3）与明母*ｍ语音相关的泥母字拟作*ｍｌｊ（“溺”）、日母字拟作*ｍ．ｌｊ；4）与日母语音相关的透母字拟作*ｎ[DD(-2*1/9][HT4]〖KG-*1/9〗[HT][DD)]（“退”）；5）与从母语音相关的禅母字拟作*ｇｊ＞*ｄｊ（“成”）。韵母层面，如歌微（“羸虆累”）相通、歌佳鱼（“兮呵[XCZW08.JPG;E1]”）相通、谈东（“淡”）相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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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传教士文献看广州方言词“番/翻”

黄雪晴

2020, 19(5): 493.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001.03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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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方言中的“番/翻”与普通话不同，主要表示“返还、回归”等趋向义，属于趋向动词。这一用法在清末民初传教士编写的粤语文献中已有记载，同时呈现出语法化态势。其语法化路径为：“返还、回归”义趋向动词—趋向补语—动态助词—动态助词兼语气助词。从语源上来看，“番”“翻”意义相关，直到元明时期仍有通用现象，“翻”与“返”的同源字“反”也从中古开始通用，这是广州话“番/翻”通用并表“返还、回归”义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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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接触下土家语词汇变化分析

张海燕

2020, 19(5): 502.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001.03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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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语词汇系统中有许多同义词叠置并用的现象，即同一概念兼有固有词、混合词和汉借词多种表现形式。根据语言经济性原则，系统会对其中的冗余现象做出相应的自我调整。借鉴Labov（1994）以年龄视时观察历史真时的研究方法，文章对土家语北部方言中302个同义词在不同年龄段人群中的使用情况做了调查分析，发现土家语词汇系统中汉借词正逐渐淘汰并取代固有词和混合词，词语间的替换变化已深入到核心词，这种竞争性变化的速度和使用者的年龄成反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并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对此做了相应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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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方言进行体标记的来源及其语法化——兼论进行体标记和持续体标记之间的关系

陈曼君

2020, 19(5): 511.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001.03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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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对历史文献和现实方言的全面考察，认为闽南方言存在A、B两类进行体标记，它们的最初形式分别是“处”“在处”，分别源于指代词“只/许处”和介词结构“在+只/许处”。A、B两类对句类的选择完全一致，所选择的句子可以归纳为表客观已然的句子和非表客观已然的句子两大类。A类的使用不具有语用意义，B类的使用具有语用意义。A、B两类进行体标记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Vp之前和Vp1、Vp2之间这两个句法位置进行的。通过A、B两类进行体标记的产生和发展与A、B两类持续体标记的产生和发展（陈曼君 2017）的对比，可以看出A、B两类进行体标记的产生和发展同A、B两类持续体标记有密切的关联。A、B两类进行体标记产生时都处于半虚化状态，后来都分别彻底虚化为“咧”“在咧”，并分别发展成为语素“咧”和介词“在咧”。泉州、厦门、台湾三地闽南方言进行体标记语音弱化的速度呈不平衡发展，这正是三地方言进行体标记语法化进程不同的具体反映。本研究打破了闽南方言等方言进行体、持续体标记唯方所介词结构来源论这一格局，为汉语方言乃至人类语言进行体、持续体标记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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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方言“指量名”结构的分化及演变

黄燕旋

2020, 19(5): 542.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1908.03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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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方言“指量名”结构有两种连读变调模式：一种为前变式，用于指称没有对比项的对象，一种为后变式，用于指称存在对比项的对象。前变式“指量名”结构可脱落指示词变成“量名”结构；后变式“指量名”结构可脱落核心名词变成“指量”结构，“指量”结构在有限定性成分修饰的情况下还可以进一步脱落指示词，变成量词单独做中心语的现象。区分两种“指量名”结构有利于厘清潮州方言中“指量名”结构、“量名”结构、“指量”结构等相关结构之间的流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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