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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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仲儒

2023, 22(3): 225.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211.03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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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法问题可以从句法的角度进行研究。“给以”就是以“给”为词汇核心生成的句法合成词，它的论元结构和“给”相同，都是由施事、受事和与事组成，但在句法配位上不同，如与事不能位于“给以”之后，但可以位于“给”之后。这种差异跟格有关。在“给”和“以”融合之后，与事需要借助“对”才能得到格，而“对”字短语又必须处于词汇核心之前。“给以”还有对应的隔开式“给…以…”，这是“给”没有与“以”融合的情形，是“给”和它的与事整体移到“以”之前造成的，类似于“易之以羊”的生成。“以”使用于正式语体，毗邻的受事也表现出正式语体的色彩，如常用名动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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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补融合与准定语结构的生成

张莹王娟

2023, 22(3): 23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208.03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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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定语结构的句法独特性决定了其与一般领属定语结构具有不同的句法生成机制，同时也将主语和宾语准定语结构区别开来。通过重新审视汉语主语准定语结构的生成过程，发现动补融合促使了汉语主语准定语结构的出现，该结构的生成过程涉及三个重要的句法条件。跟准定语结构有关的困扰了汉语语法学界半个多世纪的多个被反复讨论却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如“的”字生成及性质，“NP1的NP2”之间的语义关系，语言及汉语方言中准定语结构的不平衡与不对称性都能在该分析框架下得到合理且统一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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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既然”“因为”之别看原因小句的意外性分化

陈禹

2023, 22(3): 253.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211.03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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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因为”是学界非常关注的两类原因标记，两者的区别存在主观客观说、顺应磋商说、共知未知说三种观点。通过对比两者不可互换与可以互换的语境，我们发现“既然”“因为”分别与三段论和反事实两种推理模型关系密切。“既然”是前摄原因，更强调结论的可靠性，“因为”是回溯原因，侧重于原因的关键性。两类原因小句的对立与统一可以解释为意外性在说话人与听话人两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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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把”字句的中介语分析*

Lucy X. Zhao 崔希亮

2023, 22(3): 266.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208.03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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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把”字句在对外教学中是一个难点。有很多学者在理论上对“把”字句进行解释，也有很多学者观察和研究汉语“把”字句的习得过程，但是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对比研究比较少见。文章通过两个大型语料库BCC母语语料库和QQK中介语语料库的对比研究，探究学习者与母语者使用“把”字句的差别，并进一步分析学习者是否回避使用“把”字句的问题以及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把”字句偏误率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学习者母语与目的语之间语言距离的差异，同时对三个比较有特点的“把”字结构做了个案分析，最后归纳了中介语语料库中“把”字句的偏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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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动用颜色词+宾语”构式主客观感受性倾向的多因素研究*

邓云华许群爱

2023, 22(3): 282.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304.03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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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采用多重对应分析（MCA）和二项逻辑回归模型（BLR）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汉英“动用颜色词+宾语”构式义的主客观性倾向，对比了汉英主客观感受性倾向影响因素的共性和差异，并应用认知语言学转喻、隐喻和识解理论，阐释了认知动因。基于COCA和BCC语料的多因素分析，研究发现，汉英“动用颜色词+宾语”构式主客观感受性倾向均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其中共同影响因素是动用颜色词、主语有生性、认知方式、语用意义及心理/情感变化，不同影响因素分别是语用意义和语态。不同于英语的客观性倾向，汉语的“动用颜色词+宾语”构式更倾向主观识解。文章对非母语者习得汉英“动用颜色词+宾语”构式及对外汉语教学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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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动词“控”的生成机制*——兼论网络语言中的去语法化

覃业位

2023, 22(3): 294.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203.03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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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报告了一起网络语言中的去语法化实例。基于新发现的语料，“控”在公认的名词性类词缀（“控1”）和动词之外还有以往未曾观察到的动词性黏着词根（“控2”）用法。经验证据表明，由“控1”演变到“控2”，再发展为动词“控”，是一个聚合性和组合性都不断增强的过程，符合Norde（2009）关于去语法化的多项判定标准。同时，前一个演变阶段的机制是重新分析，后一个阶段的机制为类推。本文也探讨了网络语言中去语法化的特点，认为网络环境下语言接触等外部因素比内部因素更容易诱发去语法化；网络中的去语法化除了遵循一般规律，也会因网络语言“共时强度突出”致使部分中间阶段难以观测，呈现出伪突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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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用看秦“书同文”的具体规定*

李洁琼

2023, 22(3): 306.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211.03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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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耶秦简8-461号木牍摘录的部分“书同文”内容看，秦“书同文”内容丰富而广泛，但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都没有秦“书同文”完整规定的记录。语言文字的发展如果是自然演化，必然存在新旧共用的阶段，而如果是人为规定，则不会存在共用阶段，依据这一规律，可以通过“书同文”前后秦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的对比，推断“书同文”的未有明确记载的内容。“胃”“谓”分用、“直”“置”分用、“丈”“杖”分用等当属“书同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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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古文字材料校读《庄子》二则*

石从斌

2023, 22(3): 317.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303.035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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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据新出楚简材料对《庄子》的两处字词进行校读：其一认为《庄子·大宗师》“是恒物之大情也”的“恒”应为“”之讹，可读为“极”，为“穷极、穷尽”之义；其二认为《庄子·逍遥游》“犹时女也”的“女”应为“[XC<SCB1.jpg>;%20%22]（安）”之讹，可读为“焉”，为语气词，与其后的“也”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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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满汉成语对待》作者考辨与方言基础*

王继红马楷惠

2023, 22(3): 324.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211.035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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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成语对待》是一部满汉合璧文献，其作者刘顺为广宁（辽宁北镇）人。该书旨在记录康熙年间老人口中的满语老话，汉语部分以清军入关之际的东北话为方言基础，具有旗人汉语的典型特征，文极俚俗，体现了“我手写我口”的口述语料特点。《满汉成语对待》是研究东北旗人语言与东北话历史的重要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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