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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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杰杨西彬倪广妍

2023, 22(5): 44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305.035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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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位分析是语法理论处理和解释异形同义句法格式间异同关系的基本手段和基本工具，移位根据其发生的层面可以分为三类：明移、暗移和漂移。其中，明移发生于显性句法结构的推导过程中，所见即所得；暗移发生于逻辑式层面，看似未动，实际已移；漂移发生在语音式层面，看似已动，实则未移。三类性质不同的移位操作发生的语言层面不同，并且诱发动因和运行条件也各不相同。明移的诱发动因主要是为了满足表层结构中句法条件的要求，暗移则是为了满足逻辑式中某些特定的语义解释条件，漂移的诱发动因既非表层句法条件，也不是逻辑式中的语义解释要求，而是“急促”和“强调”两大语用因素的共同驱动。本文通过对汉语中主谓结构倒装句、状中结构倒装句和述补结构倒装句等实际案例的分析，重在论述“漂移”并非仅仅是源自理论系统内部的抽象概念。在此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下，一系列重要的语序现象和语法案例将会得到重新整理和重新解释。那些看似随机偶然飘忽不定的灵活句法现象会得到圈定和限制，而这些案例的研究有助于发展和完善漂移理论本身，尤其是此种移位的性质定位、驱动因素和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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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类动词反叙实用法的形成与发展——以“以为”和“认为”为例

姜毅宁

2023, 22(5): 469.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305.03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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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大规模语料库考察了“以为”和“认为”反叙实用法的形成与发展，论证了反叙实是“以为”的隐涵义但未完全规约化，在表达个人意见和询问时具有非叙实性；“认为”是非叙实动词，仅在特殊语境下才有反叙实用法。“以为”和“认为”反叙实用法实现的条件首先是出现在叙事语篇中，其次是与一些反叙实提示成分共现，包括否定性评价、反预期标记和明示事实的语句。“以为”反叙实义规约化后在句法上表现为：常与“自”共现，共现时宾语小句以反事实解读为主；经常与第二人称认识主体的“你”共现；经常出现在反问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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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量范畴到假设条件的演变*——从重庆话“二回”谈起

雷冬平李飞燕

2023, 22(5): 480.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305.03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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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类型学研究表明，语言中存在着从时间范畴到条件范畴的演变路径。其实，这一演变路径还可以进行扩展，至少在汉语中，存在着一条由数量范畴到时间范畴，再经由时间范畴到条件范畴的演变路径，却鲜有人注意。在重庆话中，数量短语“二回”表示“两次”或“第二次”；当“二”的数词义弱化时，“二回”凝固为时间词，泛指“下次”；在时间域内，如凸显时间段时，由表时间点的“下次”义引申为表时间段的“以后”义。当“以后”义的“二回”常用在表示假设关系复句中的背景条件小句句首时，“二回”虚化为表假设的条件连词。从数量到时间再到假设的演变路径同样存在于在西南官话、中原官话等方言区以及汉语史中，甚至英语中也存在上述同样的演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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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土话“去了”的主观大量功能及词汇化的语序动因

胡乘玲

2023, 22(5): 495.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305.03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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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东安土话“去了”可出现在七类不同的情境中表示主观大量，具体表现为主观上认为距离远、时间长、数量多、程度高、关系近以及加强语气。“去了”的主观大量用法，与“去”的“离开”义密切相关，离开即意味着超出固有范围和距离的增加，而“了”是一个表提醒注意或强调的语气词，强调体现了一种语气的加强，这和“去”所表超出、增加的语义相符，这为“去了”表示主观大量提供了语义基础。“介词+处所题元+去”语序为“去了”的跨层词汇化提供了句法位置条件。语义的匹配、句法位置的紧邻、结构的重新分析使得“去”“了”最终跨层组合在一起并促成“去了”主观大量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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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接触与区域类型的形成——以陕南[ ]类韵方言为例

郭沈青肖亚琳

2023, 22(5): 508.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305.035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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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韵指知系合口与见系合口三四等字混同的现象。陕南\[\]类韵方言依成因不同可分为迁入型和接触型两种，迁入型为清乾嘉年间由鄂皖迁入陕南的江淮官话和赣语，接触型为迁入型\[\]类韵方言与陕南中原及西南官话进一步接触融合形成。文章以陕南\[\]类韵方言为例，讨论了迁入型和接触型\[\]类韵的形成机制，说明空间迁徙和方言接触在区域类型分布和形成中的作用，揭示出跨区域的方言类型的相似为历史上移民空间迁徙的结果，同区域方言类型的相似为不同方言接触转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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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原官话清、次浊入声字的阴平、阳平两读

叶祖贵

2023, 22(5): 516.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110.03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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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原官话的清、次浊入声字普遍存在阴平、阳平两读现象，可分为固始型和上蔡型两类。固始型的阴平、阳平两读在单念和词语中均有表现，上蔡型的阴平、阳平两读只表现在词语中。上蔡型本质上是一种连读变调，固始型则是一种离散式音变。文章的讨论有助于揭示北京话“一”“七”“八”“不”变调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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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中原官话秦陇片方言声调的接触特征

庄佳

2023, 22(5): 522.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211.03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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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地区的中原官话秦陇片方言由于受到西南官话川黔片方言的影响，声调系统表现出明显的接触特征。单字调调形调值发生变化，具有混合性和不稳定性，部分古入声字归派也发生变化。连读调和词调与单字调联系紧密，表现出较大的包容性，承继与新变共存。两字组连读调的语音组合较为松散，不同层次调值的共存以及连读音变造成了连读调式的漂移、共享及字组跨式。双音节词调的凝固性较强，保留了更多的秦陇片特征，由于整个词调、首音节声调及词调模式的混合，也表现出词调的漂移、共享及词语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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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名称的共时分布和历时演变

张海媚

2023, 22(5): 535.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211.03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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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方”“方-方”之间“同实异名”和“同名异实”现象屡见不鲜，纵横结合探究其形成原因是一条路径。“饺子”作为重要的名物词，共时名称繁多。历时考察表明，诸名系不同时地累积的产物：宋代以前用“馄饨”；宋金时期南用“角子（角儿）”北用“匾食（扁食）”；元明清时期“角子（角儿）”北移，音变为“饺子（饺儿）”，上升为通语词，“匾食”虽有南移倾向，但始终以北方使用为主，“水角（水饺）、煮角（煮饺）”与“角子（饺子）”互补，是基于不同烹制方法而产生的命名。称谓传承、语言认知、语音变化等共同影响着“饺子”名称的共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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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联绵词的基本声式——以“差池”词族的考释为中心

李豪高中正

2023, 22(5): 548.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211.03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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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声式”即同族联绵词前后音节中声母除去细微差别而保留的主干部分,可用以描写联绵词声母的搭配形式。基本声式相同、语义上有关联的同族联绵词，为同声式同族联绵词。以“差池”词族为例，通过考察其基本声式与义核，讨论古书中用例，可知它跟“参差”声式、语义有别；“徙弛”“徙迤”“沙池”“迁延”“逡巡（循）”“莎随”等也应属于“差池”词族，结合战国楚简中“[XC<GZZT1.jpg>;%4.5%4.5]”等字至西汉以后的用字差异，其中的“徙弛”“徙迤”“沙池”等其实是“差/池”的异写。综合运用“基本声式”理论及出土文献视野下的用字习惯视角，更便于系联同声式同族联绵词并确定其中的亲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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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师范大学组织２０２３年暑期语言科学系列活动

2023, 22(5):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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