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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 第17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8-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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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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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声调研究提出一种演化比较法及其操作步骤,用以进行演化音法学研究。演化音法学的经验基础是音法类型学。演化比较法包括内部变异比较法和外部格局比较法。内部法是从音系内部可观察的共时变异着手,探索潜在的音变方向;外部法是根据区域内同多异少的音系格局来确定演化的先后次序,以建立一个从数十年到数百年的常观时间尺度的演化史。演化比较法综合了历史比较法、实验语音学、变异理论、音法类型学的方法,基本假设是一个区域内相似的方言具有共同的来源,它们演化到今天形成各种变化结果或变定形态。变定的主要原因取决于自然音变原理,同时也可能有其他原因,如音系调整、接触、社会因素、强制因素等。区域内的共时变定形态可看作演化的不同阶段,把这些重建的阶段用箭头连接起来就可以看出自然演化的趋势。如果区域内的演化结果能被所发现的演化大势所解释,那么其他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有偏离逆转大势的情况出现,就值得发掘外部因素的影响。文章还提出外部法七个步骤的重建程序。文章从三项研究中总结出三大声调链移律和一条辐射规则,用以解释语音上和地理上都是连续分布的共时声调差异情况,推测各方言声调变化所在的阶段,重建常观时间尺度的音法演化,并预测声调的演变趋势,还可为方言分片提供系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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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工;池杨琴;易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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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藏语言存在两类量词形式,一种是可以和多个名词结合的通用量词,另一种是与名词语音形式相同的反响型量词。不少研究认为反响型量词是量词系统的雏形,存在明显局限,正在或者必将被通用量词替代。文章以泰语反响型量词和汉语动量词为依据,对此提出质疑,并运用轻名词理论分析了量词结构的句法推导过程,认为通用量词与反响型量词其实是同一句法结构的不同实现形式,二者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是功能语类,后者是实词语类。两类量词在演变中的不对称不能仅用线性的、单向的语法化过程来解释,而应该从语言机制内部找原因。事实上,两类量词都是普遍语法允准的平等选项,具体语言对量词形式的选择是由该语言的总体架构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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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贤;乐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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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不同的事件信息类型(A、B-events),即交际双方对信息的认识状态的不同为出发点,可以更好地对汉语反问句的使用情况进行描写,能够分析反问句如何协调共同背景从而推进信息的交流。基于不同事件信息类型的反问句的语言形式和语用功能在使用时显现出的特点,也可以判断反问句是否有疑,如果是基于B-events的反问句,可能会有疑,而其他类型的反问句则无疑。另外,反问句在交际互动中呈现出礼貌程度的等级差异,其中基于AB-events的反问句礼貌程度最高,而基于O-events的礼貌程度最低。文章强调,对反问句的研究离不开它所处的真实言谈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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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素华;周廷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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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语北部方言(诺苏话)及物句的基本语序(句法性的固有语序)根据谓语是否具有结果性和完成性而分裂为“施事-受事-动词”APV(SOV)语序和“受事-施事-动词”PAV(OSV)语序;而西部方言(腊罗话)只有APV(SOV)一种基本语序。此外,两个方言都具有话题突显性特征,故以APV为基本语序的句子也都可以根据信息结构的需要,将受事P移到句首,成为PAV语序。因而,彝语北部方言有两种不同性质的PAV语序,一种是语用性质的,另一种是句法性质的,其中句法性质的PAV语序属于基本语序之一;而西部方言的PAV语序只能是语用性质的,不属于基本语序。这种差异与两个方言是否有受事格标记有关——西部方言有受事格标记;而北部方言没有,格标记和语序的差异也使得两个方言的双及物动词结构用不同的编码,即分别用语序和格标记来表达,凸显出各自物尽其用库藏中的语法手段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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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春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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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崖城军话使用频率最高的“阿+VP+谬”式疑问句与江淮官话区、吴语区特有的疑问句形式“K+VP”有密切联系。“阿+VP+谬”式疑问句只能用于未然时制,其中“阿”的语音形式及相关用法与南京等方言非常接近。“谬”不是纯粹的语气词,仍旧保留了否定词的一些语义和语法功能,处于从否定词到语气词演化过程的中间状态,与汉语史上“VP-neg”式中否定词的语法化过程相一致。“VP+谬”这个结构来自于海南闽语的反复问句形式。崖城军话中的“阿+VP+谬”式疑问句是一个江淮方言、海南闽语异源叠加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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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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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津方言的入声韵与入声调均已消失,以往研究将其归入晋语的原因,很可能是误将高元音后增生衍音的现象等同于入声韵,而周边方言入声调与阴平调调型调值相近也是重要的干扰因素。结合相关历史地理因素,延津方言应该归入中原官话郑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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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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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评价《切韵》音系“吴音说”,关键要明白吴音指什么。中古前后期吴音指称的对象不同,中古前期指江东地区的汉语吴方言,而晚唐李涪等人批评的吴音指的是南朝通语系统。南朝通语是《切韵》音系的主要依据,“吴音说”颇能契合《切韵》成书的历史背景与编写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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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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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语蟹摄一等开合不分韵“蟹开一=蟹合一”。以此为基础,核心晋语中,“蟹摄一等=蟹合三四”分布较普遍;边缘晋语中,“蟹摄一等=二等=蟹合三四”分布较广,这是由“蟹摄一等=二等≠蟹合三四”进一步合流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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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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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五册的《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篇,内容是记载鲍叔牙与隰朋对齐桓公的谏议。全篇简文用词古奥,至今仍存在不少难解之处。通过对传世文献的考察,可知其中的“作浮”似当读为“作稃”,对应传世典籍中的“行稃鬻”,作为齐桓公命令有司施行的善政之一,或当是指制作粥糜向民众施舍。“知”字用在唐宋官制中,含有本非其职守所在而暂且采取权宜手段让其预知政事的意味。简文中所用的“知”字之意,显然应该是唐宋官制中这种含义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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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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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辞·九章·惜往日》中“吴信谗而弗味”的“味”字当读作“物”,为“察”、“省”等意思,是指吴王轻信谗言而“弗察”、“弗省”。“子胥死而后忧”一句中的“忧”字应读作“销”或“消”,均指“灭”、“亡”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