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如何在共同富裕中更好发挥人的现代化作用,使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活力源泉,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从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解析共同富裕的人学内涵,可以发现其在主体构成上表现为个体性与全民性的统一；在内容构建上表现为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在过程参与上体现为共创性与共享性的统一；在实践特点上表现为过程性与结果性的统一；在必然取向上展现出时代性与文明性的统一。因而,要把握其在人民至上、现实超越、文脉相承、时代召唤、引领潮流方面的导向意义,并从坚定政治保障、夯实物质基础、增强精神动力、健全社会保障、建设生态文明方面聚合发力,以确证共同富裕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是交互律动的互化关系,历时态共筑形成“内蕴滋养—力量支撑—携手共进”的交互情景。内蕴滋养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生长和更新文明基础上的现代化,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丰厚的精髓涵养。力量支撑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为中华文明积淀了现代物质、制度和思想力量,不断激活中华文明的现代基因,使其逐渐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携手共进表明在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式现代化须以“两个结合”的重要底蕴、独立自主的文化立场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原则为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积淀提供正确航向、助力自立自强和增强国际传播力,并在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助推下使中国式现代化走向应然状态。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带一路”能源高质量合作的新动能,学界现阶段对于新质生产力和“一带一路”能源高质量合作的研究还较为分散。基于此,本文从“一带一路”高质量合作的内涵及特征出发,分析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现状和趋势。再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特征,研究新质生产力的赋能逻辑。研究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从“新”处着手,加快能源科技创新与智能便利,打造能源“新动能”；从“质”处发力,提升绿色能源发展水平,加快能源合作绿色转型；以“生产力”为落脚点,实现能源降本增效,沿线内化共生与互利共赢。结合党和政府对“一带一路”能源高质量合作的指示,提出五项方针政策,旨在实现新质生产力对“一带一路”能源高质量合作的强力赋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新质生产力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广泛应用,具有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功用。新质生产力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互作用,共同指向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通过促进农业数字技术创新、助力城乡协调发展、赋能农业绿色发展、实现农业市场高水平开放、推进农民共享农业发展成果,推动我国尽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了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当前应立足五大新发展理念,在加强农业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协调发展、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扩大农业市场开放规模、深化农村产业深度融合等方面进行相应提升。

在碳中和与“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战略背景下,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合作日益加深。目前,两国在双边条约和国内法层面均形成了可再生能源投资及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相关规定。但现实中,由于部分条款的模糊以及法律体系的不完备,导致投资中仍然存在大量的纠纷和争议。从国内法的层面而言,中国应出台专门针对可再生能源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统筹协调国内法与涉外法律,增强法律政策之间的配合,形成协调完善的体系。同时,还应加强与哈萨克斯坦积极协商,在双边协定中明确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者享有的权利。中国投资者也应在投资前进行尽职调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并通过在特许协议中增加稳定条款及重新协商条款来降低投资风险。

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是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2003年至2021年期间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讨叠加实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单独实施和叠加实施均可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但叠加实施效强于单独实施效应；先实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后推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组合顺序效果最优；在经济集聚度高、创业活跃度高、政策实施时间长的城市中叠加实施政策可以更加突出地提升其绿色发展效率；降低单位能耗、发展绿色技术、产业转型升级是发挥政策叠加效应的有效传导机制。当前,应通过构建政策协同体系、聚焦重点试点城市、紧盯关键发力机制等措施,积极发挥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断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创业坚持行为对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深远影响。本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期望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构建了人力资本对创业坚持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旨在解析人力资本、创业能力、家庭支持与创业坚持行为的内在联系。通过采用Spss24.0和Amos24.0软件,对310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与创业坚持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创业能力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家庭支持则显著调节了创业能力和创业坚持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不仅为理解返乡创业农民工面对挑战时的行为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促进创业坚持行为、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建议。

预制菜作为食品行业的新兴力量,正在中国乃至全球迅速崛起,对其开展法治化建设刻不容缓,具体应从法律规范构建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两方面一齐着手。就规范设计而言,应当于《食品安全法》附则部分廓清“地方特色食品”之定义并将“地方特色预制菜”纳入其中,由此赋予地方政府制定更为严格、更具特色的预制菜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权力。此外,为消弭我国既有预制菜规范之局限性、零散性与冲突性,国务院应当颁布专门的预制菜行政法规以统摄、引领各下位法规范。就消费者权益保护而言,除明确将沉默欺诈与虚假宣传作为预制菜行业内的消费欺诈行为予以规制外,未来还应建构强制标识制度作为预制菜经营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具体方式,并设立消费者安全举报制度作为政府监管力量的有效补充,打造上下联动、左右配合的食品安全多元协同共治机制。

在中国积极推动新就业形态的规范发展并致力于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背景下,中央和地方制定集体协商政策性文件,积极探索集体协商实践,旨在通过集体协商途径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当前,新就业形态下的集体协商面临一些挑战,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支撑不足、集体协商落实不到位,包括协商质量与监督力度亟待提升等问题。对此,在新就业形态用工中的用工主体与劳动者参与集体协商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前提下,各省市有必要制定《集体协商条例》,以此为新就业形态集体协商的推进提供法律法规依据,并通过提高集体协商质量及加大监督力度来促进新就业形态集体协商在实践中的落实。

与时俱进修改完善《监察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改革任务。监察建议作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产生的新型监督方式,本质上是一种法定监督权、对事监督权和柔性监督权,在实现“反腐败”与“廉政建设”的标本兼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实际运行中,监察建议还存在适用范围不清晰、程序不规范、内容不具体、事后救济渠道不畅通、监督落实力度不充分等问题。完善监察建议法律制度,必须紧扣其法律属性、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规范监察建议的审批程序、落实监察机关与被建议单位的交互协商机制、健全监督落实追责程序和加快培养专业化复合型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确保在深化标本兼治中彰显其突出价值,不断推动监察体制改革走向深入。

情感消费主义是伴随资本增殖的需求而生成的,资本逻辑实现了对情感的规训和操纵,进而推动了资本情感化和情感资本化的双重发展,本质上是资本主导下消费主义侵入情感领域的新形式。情感消费主义是指在消费行为中,情感需求成为主要驱动力,消费对象由物质商品转向情感商品,具体表现样态包括情感的商品化、符号化、资本化和消费化。情感为资本所辖制,成为资本增殖的新形式,必然带来情感异化、消费异化和劳动异化等三重危害,导致人们在追求情感满足的过程中陷入消费主义陷阱,忽略了情感的本质和真正价值。因此,必须依靠个人、社会和政府的协同努力,从观念转变、教育引导和政府管控等多个角度出发破解情感消费主义背后的资本逻辑,消解情感消费主义带来的三重异化困境,促进情感消费的理性化。